民族翻译与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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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20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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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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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民族翻译与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性

纵观历史,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虽然有过在文化与政治上称霸的时期,但伴随着改朝换代而来的是不同民族执政,并非都是汉族;不少时期是由非汉族统治,或汉族与非汉族政权并立,然而文化传统却是一脉相承。这主要得益于文化间的同化与融合。同化的途径主要有:文化传播、异族通婚、移民、入侵。由此可以看出,绝大多数文化同化融合都是正常的文化交流而非后殖民理论所谓的文化殖民。“同化”具体到中国,就有汉化与胡化。所谓“汉化”不是汉族把其他民族完全同化,而是一个异族吸收汉族文化因素的过程,其程度有深有浅。汉化可分为“主动接受汉化”和“被动接受汉化”两种。主动接受汉化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北魏孝文帝的改革,而被动汉化的典型就是满族。对于汉族的“胡化”,一种情况是自愿或被迫移居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一种情况是少数民族在汉族地区建立了长期的政权。而且,“从数目上讲,少数民族中的汉人成分未必低于汉人中的少数民族成分”。[1]这样,不少少数民族文化在历史上都曾很强势,如契丹文化、藏族文化、蒙古族文化、回族文化、满族文化等。从历史上看,无论“文化高的民族同化文化低的民族”的论点,还是“人数多的民族同化人数少的民族”的主张,都不是绝对的。同化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涵化(Acculturation),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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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富.后殖民翻译研究反思[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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