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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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20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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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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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西学汉译

“圣经”在中国的翻译最早可推至唐朝初期。635年,基督教传教士阿罗本到达西安传教译经,时称景教。景教士采取依附汉文化的策略,“以佛、老释耶”,把景教经典称为“真经”,把译述的圣经片段也命名为各种“经”,对涉及教义概念的关键词借用已有的佛教概念和名词,如“上帝”被译为“佛”或“天尊”;神被译作“诸佛”;“耶稣基督”被转译为“世尊”;“受洗”被译为佛教的“受戒”,“救世”译为“布施”,“罪”译为“罪业”。景教士借用的儒、佛、道概念还有:妙身、慈航、真宗、功德、三常、八境、天尊法、天上飞仙、慈喜羔,等等。基督教在元朝又进入中国,称也里可温教,到元朝覆灭时中止。

1582年前后,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hieu Ricci,1552—1610)等到达肇庆,开启了基督教第三次来华传教的历史。明末清初,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没有像某些其他地区以武力和军事征服为先导,而是坚持适应性策略的和平传教。比如,利玛窦反复声明:“我们来到中国是为缔造和平、励德修身、要人服从帝王而来,而非为交战、作乱而来。”[1]来华的耶稣会士尊重处于强势的中国文化传统,强调天主教与儒家的相似性,用儒家学说来介绍天主教义,以“本土适应”策略,尽力“合儒”“补儒”,与中国文化“同质化”。范礼安、罗明坚、巴范济和利玛窦等人,都比较熟悉中国语言文化,并采用中国姓氏。他们入乡随俗,力效华风,研习中国经典,以此著书立说、宣传天主教义,连饮食起居也全盘汉化。利玛窦初入华时,以“番僧”身份出现,后改穿儒服,以“西儒”面目开展活动。他羡慕赞美中国文化:“向自西来,涉海八万里,修途所经,无虑数百国,若行枳棘中。比至中华,获瞻仁义礼乐声明文物之盛,如复拨云雾见青天焉。”[2]利玛窦被认为是孔孟的信徒,时人称赞他“言慕中华风,深契吾儒理”,“孟子言事天,孔子言克己,谁谓子异邦,立言乃一揆”。[3]他所著的《天主实义》《畸人十篇》《辩学遗牍》等书,都是从诠释儒家学说出发,来达到他反对佛教、排斥空疏的宋儒理学,进而宣传天主教义的目的。徐光启称此为“补儒易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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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富.后殖民翻译研究反思[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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