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强势文化异同比较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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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20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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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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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西方强势文化异同比较与反思

一个文化圈的形成,绝不是仅靠政治权力操纵下的文化殖民能实现的,其根本原因是一种文化的高势能,往往是政治文化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文化圈的存在说明,中心与边缘的存在,强势与弱势的存在。但这种文化圈内部的强弱关系与近代以来东西方异质文化之间的经典后殖民关系存在异同。这种异同首先可以从中外宗藩关系上得到体现。历史上的中外宗藩关系是产生于中华文化圈的特殊的国际关系。陈双燕指出,“它的形成,有着极其深厚的文化历史背景,儒家文化从中原这一文化内核区源源不断地向外辐射,促成了周边小国对中原王朝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形成,这为中外宗藩关系的形成奠定了心理基础;汉文化中的华夷之辩及其所体现的文化中心主义,导致了以华夏为世界中心的国际秩序观的形成,这是中外宗藩关系的理论基础”。[1]这种以文化为纽带,以利益为根本的宗藩关系,正是一种共有系统。

毋庸置疑,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宗藩关系确实存在不平等关系,周边国家要向中国“称藩纳贡”。但这种宗藩关系并不具有统治和被统治的实质性内容,而是建筑在双方封建统治者政治需要的基础上,是符合他们各自的基本利益的。龙永行指出,“明朝时,安南的封建统治者,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奉正朔,保境而威其邻’(侵吞占城国)”[2],因而向明称臣称藩,不断请求册封与朝贡。这种表面上的不平等,实际上掩盖了朝贡国强烈的经济利益,是一种获利颇丰的贸易往来,因为朝贡往往是“薄来而厚往”,中国回赐的物品一般都优厚于所贡的物品。举例来说,中国南北朝时期,大和国统一日本,中日之间形成朝贡关系,从413年到502年,先后13次向中国遣使朝贡,请求册封。而这一时期,中国政权更迭频繁,国家四分五裂,很难形成中国中心主义的观念,中国中心地位并不明显。日本之所以主动向中国朝贡,原因就在于对中国各种物品的需求日益增加,想通过朝贡来满足需要。407年,大和国在朝鲜战败,日本想借中国的权威加强在朝鲜半岛的势力。更有甚者,中国还通过这种朝贡关系来缓解时常来自藩属国的军事威胁,正如孟德卫指出的,“几个世纪以来,这些异邦不断派遣使臣携带贡品来到中国。作为回报,他们也接受了作为家长身份的皇帝的善意馈赠。这种回馈的数量有时在事前已有协商,以达到消弭外藩对中国的军事威胁”。[3]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如此源远流长,如此错综复杂,如此丰富多彩,简单地用西方新近的后殖民理论难以囊括。因此,就有学者深刻指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这种宗藩关系和近代西方国家间那种表面上平等,而实质上却是弱肉强食的国际关系有着本质的区别;和西方殖民国家的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那种控制与被控制、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更是有着不可同日而语的天壤之别”。[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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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富.后殖民翻译研究反思[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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