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结构对阿根廷“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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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制度选择与钟摆式发展：新经济史视角下的阿根廷发展悖论》

出版日期：201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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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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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结构对阿根廷“民主回归”后制度变迁的影响

1982年，风雨飘摇中的阿根廷军政府诉诸民族主义，孤注一掷偷袭马尔维纳斯群岛，试图通过武力统一国土，赢回民众对政权的支持，但很快就遭到英国的武装干涉。战争的惨败迫使军政府自行终结独裁统治，自由民主制度再次“回归”。1983年，激进公民党候选人阿方辛（Raúl Alfonsín）赢得“民主回归”后的首次大选，这是庇隆党成立后第一次在没有任何限制的民选中落败。阿方辛上台后即提出“全国和解”口号，积极争取正义党支持，并开始通过惩治侵犯人权军官以及将武装部队纳入民主秩序“双管齐下”的方式，解决军人干政的历史问题。但政治共识的凝聚并没有自动转化为政绩认同。这一时期的民调显示，庇隆党和激进党的支持者之间的意识形态分野渐趋模糊，双方更关心的已不是两党提出的政治口号和行动纲领，而是其执政是否更有效率，能否更好地改善国家经济和自身生活水平。也就是说，双方博弈的焦点逐渐转移到了治理经济和改善民生的成效上。在经济上，执政的阿方辛试图通过让各主要利益集团都为国家走出危机做出一定牺牲，避免以往实施稳定化政策引发劳工和中产阶级激烈反对的状况出现，并为此制定执行了旨在降低通胀的“奥斯特拉尔计划”^[1]。汇率的稳定和经济形势的一度好转助长了民众的福利预期和再分配诉求，这增加了庇隆党候选人赢得大选的可能，各界开始对政府的信用和政策延续性产生怀疑，这引发了银行挤兑和本币抛售的“恐慌潮”。农牧业出口集团由于此前被迫承担稳定化政策的部分代价，于是在危机来临之际决定拒绝出售库存大宗商品换取外汇。汇率危机引发了经济和社会的连锁反应，民众对政府的失望和不满持续上升，支持正义党的劳工阶层和部分中产阶层（主要是教育界人士）趁机发起全国性大罢工和大罢教。在社会骚乱和军事政变的谣言中，阿方辛不得不提前6个月将政权交给赢得大选的正义党候选人梅内姆（Carlos Menem）。阿方辛黯然下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竞选许诺落空、经济改革失败、军队问题悬而未决等，但最为关键的一点在于，外部强制因素迫使阿根廷的民主转型启动后，追求政治开明而联合起来的“多党”联盟即面临解体，政党和利益集团的激烈冲突很快恢复，而阿方辛选择不依靠任何一个利益集团或集团联盟，转而倚仗政党、政府和议会等“民主”机构，但这些机构面对社会仍是相对软弱和低效的，无法将社会中的主要利益集团自动纳入其中，而以农牧业主、劳工等为代表的利益集团仍掌握着实质性的政治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