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源在武陵 深处是铜仁

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描述的桃花源，到底在哪里？有的说这是作者的幻想和希望，不是实指某个具体的地方，也就是说，它是类似于海市蜃楼的虚无缥缈的东西。应该说，这种观点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们更相信，陶渊明所写的《桃花源记》的桃花源，是有其原型的。因为文学源于生活，陶渊明不可能凭空创作《桃花源记》。

关于《桃花源记》的创作原型问题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先后有30多个地方在“据理力争”。比如，有的说桃源在云南广南县坝美村，那里方圆30平方公里，四周群山环绕，地势险要，村中人进出大多选择村头和村尾的两个水洞。这里的自然环境很像《桃花源记》中描写的——“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有的说在江西星子县康王谷。因为据宋《南康军图记·记游集》记载：秦灭楚时，楚怀王之子康王熊招被秦国大将王翦追杀。康王逃进谷中，顿时雷雨大作，阻断追兵，康王才得以逃脱，从此深居谷中。此说与《桃花源记》中“先世避秦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颇为相似。还有的说在北方的弘农郡，或洛水上游。其理由是，1936年，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发表了《桃花源记旁证》一文，质疑公认的“南方武陵说”。他认为：“真桃花源在北方的弘农，或洛水上游，不在南方的武陵。”有的说在北京市平谷区与天津市蓟县交界处的盘山。原因是，三国时的田畴曾在这里避难并曾经建立过特殊形式的社会，陶渊明慕其为人，曾来过这里，寻访其事迹。王瑶先生在编注《陶渊明集》时，也有类似的注释：“《三国志》记田畴入盘山之中，营深险、平敞地而居，躬耕以养父母，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其事与《桃花源记》相近似，是陶渊明社会理想的寄托。”所以，不少人也因此称盘山为“桃花源”。目前，安徽黟县赤岭村的桃花源也炒得比较热。其依据也是黟县“桃花源”的所在地赤岭村的地理环境与《桃花源记》中的描写极为相似。比如要进入村子，人们必须沿着一条溪流到渔亭，穿过绝壁下桃源洞，方能达到盆地。而且，内中情景，也多与陶文相似。另外，赤岭村还是陶渊明次子陶俟之后一脉的迁居地，陶氏一脉已在此地悠闲自在、安宁恬静地生活了千年之久。那么，桃花源的原型究竟在哪里？我们的回答是——“桃源在武陵，深处是铜仁”。本文拟对此进行系统全面的考论。

一 武陵开发与桃源铜仁

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描绘的那种没有剥削压迫，没有徭赋官税，男耕女织、人人平等的恬静生活，被后人广为流传，成为人们追寻理想生活的境地和人间乐园。那么桃源究竟在何处？一直以来为许多专家学者争相议论。我们认为：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应该是一个多为外人不知晓，难以寻找，处于深山峡谷颇为神秘的地方。正如何以刚教授所写的：“《桃花源记》的‘桃花源’其地点不是今天湖南桃源县的桃花源，因为这里自秦汉以来是有阶级和阶级压迫与剥削的地方。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在古晋代指的是武陵郡，包括武陵山脉沅水上游的酉水流域。”所以，我们认为“桃源在武陵，深处是铜仁”。

（一）历代铜仁的建制沿革

刘新华编著的《历史上的铜仁》是这样记载的：中古时期铜仁为荆州西部，梁州南面的边地，在现在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漾头镇的杜家园和岩董两处，新石器古文化遗址出土的石器残片，夹砂红陶和灰陶残片，证明了铜仁在远古时期就有人类生息繁衍。周（春秋）时属楚，为楚国西南境黔中地（郡）。“黔中”之名，最早见于《史记》。《史记·秦本纪》载“孝公元年（前361）……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

战国时，铜仁仍为楚黔中地（郡），秦属黔中郡，汉改黔中郡为武陵郡，铜仁属武陵郡辰阳县，隶属荆州刺史部。从现在行政区划分来看，西汉时的武陵郡的范围包括今黔东（铜仁地区及湖南湘西、怀化市、渝东和鄂西部分土地）三国时先属蜀，后属吴。晋属荆州武陵郡。南朝刘宋时属武陵郡辰阳县，先隶属荆州，后改属郢州。南朝萧齐时仍沿袭刘宋郢州武陵郡辰阳县旧制；南朝萧梁时分属武州南阳郡和新夜郎郡；南朝陈时沿袭萧梁旧制，隋置静人县，后入辰溪县，隶属辰州沅陵郡。

唐初为辰州地，垂拱二年（686）置万安县，后改常丰县，隶属锦州（属卢阳郡），先属江南道，后改属黔中道。因唐代州、郡承袭隋代，唐初，改郡为州，复置辰州，铜仁地属辰州。唐天宝元年（742）锦州更名卢阳郡，同年，移万安县治于铜仁府西南大江坪，更名“常丰”。

五代十国时，铜仁成为当地首领割据之地，并曾先后属楚和南唐。

宋属锦州砦，后并入沅州麻阳县，隶属荆湖北路。宋因“北有大敌，不暇远略”，对西南少数民族采取羁縻政策，以求相安无事，其控制更为宽松，仅在边区设置了一些称为“砦”的军事行政单位，当时铜仁属锦江砦。在山民栖息的各山寨处，没有驻扎一兵一卒，逃避战乱和徭赋来这里的人，几乎与外界所隔绝。元置铜人大小江等处蛮夷军民长官司，隶属思州军民安抚司（宣抚司），属湖广等处行中书省；元末隶属复思南宣慰司，铜人大小江等处蛮夷军民长官司属思南。

明初隶属湖广行省思南宣慰司，明永乐年间撤销宣慰司，设置铜仁府，同时设置贵州等处承宣布政使司；明万历年间，撤销铜仁长官司，改置府辖的铜仁县。

洪武五年六月十三（1372年7月13日）改“铜人大小江等处蛮夷军民长官司”为“铜仁长官司”，“铜仁”至此定名。明万历二十六年四月十六（1598年5月15日）改铜仁长官司为铜仁县。

清初沿袭明朝的行政建置，仍设铜仁府，隶属贵州省，吴三桂反清后，曾一度为吴周政权占领，嘉庆二年（1797）升松桃厅为直隶厅。光绪六年（1880）奏请移铜仁县治于大江口。

中华民国时期，改铜仁府为铜仁县，仍隶属贵州省。

1949年12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仍设铜仁县，隶属于铜仁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51年7月更名为铜仁区专员公署；1979年1月改称铜仁地区行政公署，1987年撤销铜仁县，建立铜仁市（县级），2011年设立地级市铜仁市。

据《铜仁府志》史料记载：铜仁处于万山之中（武陵山区），在省治极北东北，距京师万里，为西南彝地。几千年的历史变迁，铜仁这个锁在深山人未识的面孔，已沉睡了上千年，不被社会所认识，大多数人都知道夜郎国，而不知贵州是个省，那就更不知道开发较晚的武陵大山深处的铜仁了。正因为这里开发得晚，民族的生活习俗、劳动的生产方式、种养的技术方法等，都还沿袭着古代武陵山区一些做法。

（二）铜仁改土归流

东汉时，对分布在今湘江以西及黔、渝、鄂三省市交界地区沅水上游若干少数民族，总称“五溪蛮”。在这里居住着“五溪蛮”，包括土家、苗、瑶、侗和仡佬等民族的祖先，他们在这里世代以农为业，居住耕作、捕鱼为生、男耕女织，过着贫困简陋的生活，没有王治，自力更生，不向任何封建统治者负担徭赋。这种自耕自给的生活，正是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描绘的那种没有压迫、没有徭赋、不供官税生活的写照。

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写道“武陵有五溪，谓雄溪、樠溪、酉溪、舞溪、辰溪，悉是蛮夷所居，故谓之五溪蛮，皆盘瓠之子孙也”，也就是说在这里居住的是苗族人民。“五溪蛮”是因蛮夷居住在这五条大溪中而得名。“五溪蛮”深处又多集中在辰州地界上，而辰州又因辰溪而得名。所以“桃源在武陵，深处是铜仁”是可信的。因为辰溪发源于梵净山麓的武陵郡南部（今贵州江口县），流经铜仁汇入沅江；樠溪流经松桃苗族自治县的松江；舞溪流经玉屏侗族自治县的舞阳河下游；雄溪即舞阳河的上游；酉溪流经武陵郡北部（今重庆市酉阳县）的酉城河。辰溪是蛮夷的腹心溪河，明代以铜仁府为核心的贵州正是在这条蛮夷者最集中的腹心溪河上诞生的。另外，居住在湘鄂渝黔地区的苗族都自称是“仡熊”，其汉语即为“苗族”。“仡熊”这支苗族是古代荆蛮苗民后裔的一部分。松桃和印江苗族的先民也是武陵蛮、五溪蛮的一部分，他们历来自称为“仡熊”或“果熊”。据史料记载和民间传说，这里的少数民族是秦灭楚时的“熊武南迁”，他们为了逃避战乱，从荆襄之地迁徙而来的：一部分经由湘西花垣、凤凰、泸溪、麻阳进入铜仁，另一部分经由巴蜀酉阳、秀山进入铜仁。

《桃花源记》诗句所写“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元代文学家方回《（桃源行）序》所云“避秦之士非秦人也，乃楚人痛其君国之亡，不忍以身为仇人役，力未足以诛秦，故去而隐于山中”，为避秦而隐于“三山谷”中（三山谷指铜仁梵净山）。这都说明“五溪蛮”的民族是很早以前从外地迁徙来这里民族。那么，历史上为什么苗族会经历五次大流亡的迁徙而逃亡到今天武陵山区深处的铜仁呢。我们认为是有一定原因的，除了不堪战乱，还有“五溪蛮”被一统天下的华夏民族和圣贤文化视为不开化的“非我族类”，是一个应在深林密箐与兽共居的族类，几千年一直处于被驱逐之中。这里的苗族自上古以来，不立国，不辟疆地，栖息五溪化外之域，“散居溪谷，绝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从来未尝交通中国”，过着十分简陋而又和睦相处的族群生活。其生活习俗是不与外界联姻通婚，穿自己苗人服饰，夜卧蒙头而露足。此地一直是天子不理、圣贤不教的化外之地。

由于与外界绝交，交通闭塞，武陵山地区开发较晚，明朝初期没有划归贵州省，这里的少数民族是被土司统治着。土司制度的前身是土官土吏制度，其历史源远流长。而土司制度是中国元、明、清等封建王朝在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分封各族首领，世袭官职，以统治当地人民的一种制度。在宋朝沿袭唐制，以强化土司制，实行“蛮不出境，汉不入洞”的禁令，导致武陵山区的山民们少与外界往来。这道禁令，不仅使当地山民永远不知外面的世界，更是让武陵深处的铜仁还处在封建社会的初期，制约了武陵山区经济的开发。“沙坑”之战，导致明朝廷在贵州大规模改土归流。而思南、思州两宣慰司的废除和贵州建省，开创了中国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先河。改土归流加强了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同中央政府的联系，促进了贵州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在未改土归流之前，作为一方土皇帝的土司权力很大，残暴行为很多，不准居瓦屋，不得种稻，虽有学堂，人才不得科贡。这种统治，使生产力得不到解放，经济得不到发展，武陵深处的铜仁还远远停留在封闭落后的时期，在这里居住的“五溪蛮”们过着“不知有汉”的生活。改土归流后，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增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科学技术的交往和生产力的发展。据光绪《铜仁府志》记载“自改土以来，流寓是邦者，多吴、楚、闽、蜀人，各从其方之旧，相杂成俗”。这些外来的人民，带来了当地的种养殖技术和先进的文化，把外面的信息传递进来，把先进的科学技术引进传播，促进了落后闭塞、交通不便的武陵山区的铜仁与中原地区的交流。如在铜仁旧志上记载《种橡树养蚕示文》《札发治疫医方示文》，这说明改土归流是历史向前的一个发展和文明进步。把铜仁的产业的结构从自给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促进了商品的交流和商贾的繁荣。

（三）从经济发展角度看，桃源在铜仁

下面尝试从经济发展的五个方面具体论证：桃源在铜仁。

1.从中草药的开发与狩猎看，桃源在铜仁

在铜仁地区的印江土家族自治县和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居住的大多数是土家族的后裔，系氏羌族群。其人群居住在云贵高原东端余脉的武陵山区，即现在的湘鄂渝黔四省市交界处。武陵山区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000万，其中土家族人口近900万。这里的地形和气候有独特的生态环境，各类药用植物较多，被称为“华中天然药库”。

从民族药资源状况看，铜仁是土家族居住的南面区域，是贵州主要产药区之一。土家族、苗族集居在武陵山区，这里的药用植物资源丰富，有药用植物2000余种，特别是铜仁地区以武陵山区的主峰梵净山（海拔2572米）为资源最为丰富，有植物近2000种，梵净山特有药用植物15种，中草药1200多种，蕴藏量多达360万吨，品种有天麻、何首乌、淫羊藿、黄檗、杜仲、孩儿参、厚朴等。这些药材种植历史悠久，特别是目前保存下来的珍稀物种，是武陵山区独有的，也是古代五溪蛮人不与外界联系也能在这里繁殖生存下来的一个重要因素。梵净山的独特地质、气候条件和丰富的生态资源，山高路崎岖，交通不便，经济开发晚，从而完整地保存了生物的多样性，成为我国众孑遗植物集中分布地区。

坐落在武陵山区深处的铜仁，被大山大河所环抱，居住在武陵山脉中的山民们，如果要想长久的生活下来，除了依靠集体的力量，如一起狩猎，一起劳作，一起捕鱼，一起祈祷，共同对付大自然和战争带来的侵害外，还必须有治疗伤痛疾病的药物和把脉问诊的郎中来维系人们的生命，保证人在这里生存的条件。在当时那种生产力极为低下，生存艰难困苦的时代里，逃亡到“桃花源”来的山民们，通过日复一日的劳动，产生了人类智慧。在深山峡谷中，在与大自然抗争中，探索寻找到了维系人生存的中草药物。正是这些花花草草，树根枝叶，医治着人们的疾病，使一代又一代的生命在这里得到了生存和繁衍，过着“不知有汉”的田园生活。传承几千年的苗药为武陵山区的那种封闭的足不出户的侗、苗、土家等民族在“避秦之乱”的山村生活带来了安康。

由于地处中亚热带，以及复杂的地形地貌结构，梵净山的树林在同一垂直带聚集了许多不同的森林群落，如“贵州紫薇”“珙桐”。大自然造物的神奇力量，又使梵净山成为一个原始古朴的生态王国。这里不仅生长着满山边岭的各种植物，而且拥有黔金丝猴、大鲵（娃娃鱼）、白颈长尾雉、云豹等珍稀动物和不计其数的野猪、獐子、山羊、野兔。这种原始古朴的生物群体和栖息在大山里的各类动物，是人们采集中草药、狩猎的好地方。如果没有像“三山谷”之类武陵山脉，是不可能蕴藏着数以千计的中草药物植被的茂盛与飞禽走兽在这里栖息。只有得天独厚的武陵山脉，为迁徙到这里的“五陵蛮”的生存与繁衍提供了天然植物和狩猎保障。

大自然里药用植物的发现，使当地百姓有病可以用中草药来救治，促使了当地一些人成为以采集大自然赐予的山药和门前屋后种植中草药来换取粮食等物品为业的郎中。这些中草药物和兽物兽皮参与其他物品的交换，促使商品经济开始萌芽；郎中和猎户的出现，使得商品在这里成为集中交易的场所，满足生活在这里的少数民族的生存需要。难怪逃避秦乱的几代人在这里无忧无虑生活下来。

2.从农业生产方式和种植看，桃源在铜仁

我国几千年封建社会时期，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魏晋南北朝时代汉族地区属于封建地主制，而地处武陵山区的土家族、苗族先民在10世纪彭氏入主以前还处在原始社会末期。东晋时武陵山区“闭关锁族”，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里没有受到战祸的摧残，社会和平安宁。这里山林江河土地均有着氏族公有的特点。农业生产采用复合式经济，即农业、渔猎经济并举；谷地的水稻和坡地的畬田并举；农业和山林众多经济作物并举，直到清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后才进入封建地主制。伴随私有制、剥削阶级的产生，是因为产品有了剩余。例如在苗族人生存的地方，出现了自耕农的私有制，但由于生产力还比较低下，能提供的剩余产品极少，同时出现了以江河为食生存的环境，依靠捕鱼为业来填补粮食生产的不足。因此，在“五溪蛮”这个少数民族栖息的地方，还产生不了突出的富户和显贵人物。社会成员靠“相命肆农耕”“菽稷随时艺”而生活。在这里相对而言是没有阶级、没有压迫、没有苛捐、没有杂税，人人劳动，家家欢乐。土家、苗族的这种恬静、和平、安乐的社会环境，被当时处于兵火战乱中的平原地区的人民作为“异闻”相传。正如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写的“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铜仁地区从远古时代至今还是一个以传统农业、畜牧业为主要生产的农业地区。这里是一个物产丰饶之宝地，素有“竹木之乡”和“油桐之乡”的美称。境内山多地沃，粮果茶林竹、油桐、油茶、吴芋、矿产等十分丰富。特别是铜仁市碧江区滑石乡大米以其米质优良，食味清香爽口而著名，明清时期曾被列为“贡米”。居住在武陵山脉深处“五溪蛮”，为了在这里生存下来，勤劳淳朴的山民们，种植水稻、玉米、土豆、红薯等农作物，以养活一方的百姓。由于高山石多和江河所占面积过大，“改土归流”后大量汉人的涌入，出现了人多地少、耕种面积有限的情况，许多种植作物是种在石头缝隙、坡边山上的。稻田也多为“望水田”，需要人工浇灌。勤劳智慧的人民，利用小溪江河，学会用当地木材竹筒制作灌溉稻田的筒车，把水引进田间地头，以保证粮食作物的生长。这种古老而又有实效的筒车，在铜仁凡有溪河的地方随处可见，至今还在使用。水车使用的木板、楠竹，在梵净山中得天独厚，满山遍地的大楠竹和参天的柏树、杉树，为这里的当地百姓世世代代用竹木盖屋，编织竹篓、箩筐、凉席提供了取之不尽的资源，渔人们也制造竹木笺子在梵净山的两条江河中打鱼。

逃亡隐居在武陵山区深谷中的各少数民族，由于消息闭塞、生产技术落后、人烟稀少、地理奇特、交通不便、与世隔绝等因素，使得生产力低下、经济未开发，是外人不知而又陌生的地界。随着历史的变迁和迁徙的民族涌入这里，山民们才渐渐学会了在农作物种植上，接受铁犁牛耕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商品的交易。这种生产方式和交易的革命，虽然比起中原地区来说已经晚了许多年，但它是历史上武陵山区人民共同谱写的一部大历史。这部大历史是土家、苗、汉等民族祖先以武陵地缘，以乌江中游、清江、沣水、沅江等四大水系为活动区域，共同开发这块土地的历史。沧桑的武陵地区，至今的很多生产方式都还是古代那种靠牛来耕田，人来插秧，刀来割稻，木桶打谷的单干小农经济，还是这样落后和欠开发。比如，处在武陵山区腹地的松桃苗族自治县就是一个典型的国家级贫困县，该县东部与湖南接壤处是海拔1000多米的腊尔山，这里又是全县极贫地带。盘石镇便是坐落在腊尔山山腰，全镇人口16494人，苗族占总人数的98%，人均耕地面积0.93亩。由于受交通闭塞，信息不灵等条件的制约，科学技术十分落后，经济发展单一而又缓慢，一直没有走出落后、贫困的境地，这种境界和地方，在新中国成立几十年后的今天，还是十分贫瘠，处于“不发达”状态，在武陵山贫困地区，大约还有3%的人居住在茅草棚或岩洞里。可想而知，古代的“五溪蛮”是如此生活的；同时可想象官府为什么不在这里过多设机构来统治地方的山民们。由于天高皇帝远，地处武陵山腹地的铜仁，层峦叠嶂，沟壑纵横，许多地方不为外人所知晓。尤其是以梵净山、佛顶山为中心的铜仁中部地区，山高谷深，使得苗族人在这里人人耕种、同衣同食、上山狩猎、下河捕鱼，没有剥削，和平安乐地生活。这是逃避战乱、寻找生活出路的最佳的地界，也是朝廷不能直接管理，甚至还没有土司代管的未开辟地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