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刻递修本《陶渊明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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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梵净国学研究.第1辑》

出版日期：2018-07

字数： 2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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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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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刻递修本《陶渊明集》阅读札记

原国家图书馆所藏宋刻递修本《陶渊明集》是传世陶集最佳之本（以下简称为“宋本《陶集》”），后被收入《中华再造善本》丛书集部，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于2003年影印出版。近年来反复阅读这部陶集，偶有心得，随笔记录，兹汇集于此，希望有助于陶集之研读。

“带月荷锄归”与“戴月荷锄归”

《陶渊明集》卷二《归园田居》诗（其三）：“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带”字下，有宋人校语说：“一作戴。”这表明，宋人见到的某种陶集版本，这句诗又写作“戴月荷锄归”。我们读以下诗句：

（1）着行官柳拂人低，勾引风光挽客衣。正是斜川春事起，翻思戴月荷锄归。[宋李彭《日涉园集》卷十《客庐山道中寄中上座三首》（其二）]

（2）吾家远城市，四围萦叠嶂。意寻烟霞游，喜逐樵牧上。松间憩两足，论高等四畅。或时戴月归，山花记心想。（宋曹勋《松隐集》卷二十二《山居杂诗》）

（3）崎岖戴月上层峰，拟借空山一夜风。（《宿古峰驿诗四首》，宋郭印《云溪集》卷十二）

（4）东家乞火温稚子，西邻赊酒娱高年。樵翁头上笠戴月，渔父手中帆卷笺。（宋徐积《节孝集》卷内二十六《雪》）

例1和例2，显然与陶诗有关，例3和例4的“戴月”，也当来自陶诗。然而“带月”与“戴月”，一字之差，何者为是？《艺文类聚》卷六十五引陶潜《杂诗》“戴月荷锄归”，可见唐人所见陶集已有这种文本。而宋代以来的诗人化用陶诗，或作“戴月”，或作“带月”，在古代成语中也有“披星戴月”和“披星带月”两种说法。但“戴月”是头部的动作，“荷锄”是肩部的动作，月朗中天，归来的荷锄者沐浴着皎洁的月光，这句诗写出了农耕生活的一个优美而自然的情境，历历如画，劳动的辛苦，诗心的感发，也跃然纸上，故“戴月”的文本于义为长。

“远我达世情”与“远我遗世情”

《陶渊明集》卷三《饮酒二十首》（其七）：“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遗”字下，有宋人校语：“一作达。”案“达世”之情可“远”，而“遗世情”则无须“远”，“远我遗世情”是一种逻辑悖谬的表述。这首《饮酒》诗在《文选》卷三○题为《杂诗》（属于第二首），查《文选》各本，这句诗均作“远我达世情”，《艺文类聚》卷六十五引陶潜《杂诗》，这一句也完全相同，可见这是正确的文本。但《文选》题作《杂诗》，这是一个非常幼稚的错误，《陶渊明集》卷四有《杂诗十二首》，《文选》的编纂者将其与《饮酒二十首》混淆，而《艺文类聚》的编纂者又沿袭了《文选》的这个错误。《陶渊明集》卷五《归去来兮辞》有“世与我而相遗”一句，“远我遗世情”的文本错误，可能是由此句赋语牵涉造成的，因为宋代一般士人对《归去来兮辞》大都能熟读成诵，而“世与我而相遗”的“遗”也是一个讹字（参见本书第223—224页）。

“少无适俗韵”与“少无适俗愿”

陶渊明《归园田居》五首（其一）：“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查检宋本《陶集》卷二，可以发现在这个“韵”字下有宋朝人所作的一条校语：“一作愿。”这表明，宋人见到的某种陶集版本，这句诗又写作“少无适俗愿”。一字之差，何者为是？1945年12月，程千帆（1913—2000）在四川乐山作《陶诗“少无适俗韵”的“韵”字说》一文^[1]，他虽然并未提出这个异文的问题，但他在文中指出：“韵之一字，其在晋人，盖由其本训屡变而为风度、思理、性情诸歧义，时或用以偏目放旷之风度与性情，所谓愈离其宗者也。然考验所及，则义虽歧出，而皆以指抽象之精神，是则其大齐矣。……则‘少无适俗韵’者，释为自来无谐俗之性情，为尤确矣。”袁行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更为深入、细密的探讨，他指出：

“韵”本指和谐之声音，引申为情趣、风度、风雅、气韵、神情，乃六朝习用语。如《抱朴子外篇·刺骄》：“若夫伟人巨器，量逸韵远，高蹈独往，萧然自得。”《世说新语·言语》：“支道林常养数匹马，或言：‘道人畜马不韵。’支曰：‘贫道重其神骏。’”《世说新语·言语》“卫洗马初欲渡江”条刘孝标注引《玠别传》：“天韵标令。”《宋书·谢弘微传》：“康乐诞通度，实有名家韵。”王羲之《遗谢万书》：“以君迈往不屑之韵，而俯同群辟，诚难为意也。”可见“韵”字乃褒义，或与有褒义之形容词相联。《世说新语·言语》“嵇中散既被诛”条刘孝标注引《向秀别传》：“又与谯国嵇康、东平吕安友善，并有拔俗之韵。”“拔俗”可称“韵”，而在渊明之时，“适俗”不称“韵”也。又，“韵”固可后天养成，要乃天然生成，故有“天韵”之说。而“愿”则偏于个人之希望，“适”亦是主观所取态度。下句“性本爱丘山”之“性”，方为天然之本性也。上下两句分别从态度与本性两方面落笔，错落有致。《归园田居》其三：“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此“愿”字与“少无适俗愿”之“愿”字相呼应。至于僧顺所谓“子迷于俗韵，滞于重惑”（《析三破论》，见《弘明集》卷八），已在渊明之后。僧顺，梁人也。欧阳修所谓“言无俗韵精而劲，笔有神锋老更奇”（《答杜相公惠》），则更晚矣。^[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