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经学史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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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梵净国学研究.第1辑》

出版日期：2018-07

字数： 9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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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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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经学史的起源

一

追溯起来，黄宗羲的《学案》系列算得上经学史的“先声”，但一望而知，这是受了释氏《传灯录》的影响，毋宁说是在阐明或建构儒学的宗派谱系——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确是经学史的一个重要部分，但也只是一部分。同是浙人，朱彝尊《经义考·承师》卷、万斯同《儒林宗派》也就经学传授作了梳理。乾嘉之际，毕沅《传经表》（附《通经表》），在二家基础上，条理尤密^[1]；直到清末，汪大钧还作了《传经表补正》13卷（附《经传建立博士表》）。不用说，唐宴的《两汉三国学案》也得算到这一行列里。仔细考察这些著述，可以发现它们也是不断发展着的。例如，早在明代，朱睦颉就作了《授经图》，据他自序，《授经图》之作可以溯源到宋人程俱、李焘那里，可惜其书都亡佚了，所以他要在宋人章俊卿《考索图》的基础上，“重加厘正”^[2]。但是，朱书的材料来源十分有限，基本上是勾稽自前后《汉书》的《儒林传》。朱彝尊就不同了，他在《经义考·承师》卷一开始就声称：“后之谱九经师授者，率始于汉，挹其流而未探夫源者也。兹述承师，自仲尼之徒始。”^[3]这当然是为了矫正以往谈经学授受往往局限于两汉的弊病。不过，朱彝尊的做法，虽然有所发展，也只能算是“补苴”或“扩展”，在方法和思路上并未有多少创获或发凡的地方。像赵继序的《汉儒传经记》、张金吾《两汉五经博士考》也只能说考索得更加专精些。

平心而论，虽然学案、传经表或授经图不脱宗派或谱系性质，但由于其确有不可替代的长处，很快清人便把用它来叙述自己的“学术史”——清学术史。乾嘉而后，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可加上桂文灿的《经学博采录》）《国朝宋学渊源记》以及唐鉴的《国朝学案小识》，比较有系统地给清代学人和学术作了概说。尽管免不了有主观上的偏见或体例上的缺陷，但毕竟隐含了某种征兆：截至道光一朝，以考证学为主体的清代学术已有将近200年的历史，而且走过了所谓的乾嘉全盛时期，是该作出总结了。世变日亟，经世致用成了道咸同光之际的主题：这仿佛一个回声，与明末清初遥相呼应。到了清末民初，终于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全面整理浪潮：不光是针对有清一代，更是针对周秦以来的全部学术，不光是传统学人参与进来，具有西学修养的学人同样试图疏瀹董理。对清代学术做出鸟瞰式的研究的，如章太炎《清儒》、刘师培《清儒得失论》、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算是这方面的代表。据梁启超在《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里说，他自己还想做《清儒学案》，虽然这个愿望流产了，但还是能看到传统学案持久的影响力。经学史著作正是在这样错综复杂的背景下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