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巴蜀文化对苏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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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梵净国学研究.第1辑》

出版日期：2018-07

字数： 21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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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巴蜀文化对苏轼的影响

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的序言中曾说苏东坡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人物，^[1]这句话非常生动形象地概括了苏轼的独特性、珍贵性、重要性、永恒性和唯一性。苏轼的这五性并非意味着他是从天而降的，是超人类的，事实上，苏轼的出现并非偶然，除了时代背景和他个人命运以及人生遭际等因素外，他出生与成长的地理空间——巴蜀地域及其文化对他潜移默化的熏陶、晕染和影响，也是不可小觑甚至至关重要的。本文即从这一角度，欲探讨巴蜀文化对苏轼的影响。

一天府之国的毓秀

（一）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优越自然条件

史前时期的成都平原，因为岷江上游垂直落差有几千米而屡成泽国，实不宜居。这也可从古蜀先民沿岷江上游河谷地带逐层下迁得到印证。成都平原成为膏腴之地的天府之国，得力于几个伟大的人物，一是大禹，一是古蜀开明帝，一是李冰父子。

大禹是中华民族古代的治水英雄，他出生于岷山，《史记·六国年表》云“禹兴于西羌”^[2]。扬雄《蜀王本纪》云：“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生于石纽，其地名痢儿畔。”^[3]计有功《大禹庙记》云：“禹生石钮，古汶山郡也。崇伯得有莘氏女，治水行天下，而生禹于此。”^[4]可以说大禹治水是从家乡开始的。

除大禹外，古蜀王国的开明氏也是善于治水而闻名于世。《蜀王本纪》有载：“时玉山（玉垒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安处。”^[5]鳖灵，即开明氏。其所凿之玉山口在今四川金堂县淮口，又称鳖灵峡、金堂峡。^[6]《华阳国志·蜀志》对此也有记载：“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授之义，遂禅位于开明。帝升西山隐焉。”^[7]由此记载可以看到，时为望帝之相的开明氏决玉山而消除了水患，使百姓得以“安处”。因此之故，望帝禅让给开明。而在《太平御览》中所引《蜀王本纪》中“民得安处”写为“民得陆处”。^[8]“陆处”相对于“安处”，更加形象生动，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治水前后的差异。

而真正使成都平原成为宜居之福地的乃是秦统一巴蜀之后的第三任蜀郡太守李冰。他领导蜀郡人民在前人已有的基础上对川西水利及其他设施进行了大规模的综合治理，这既包括都江堰渠首工程，也包括全面整治了渠首下游的渠道水系，还制定和总结了一套长期维护、保养的科学方法。

李冰所领导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在防洪、灌溉、运输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正因为有李冰的治水之功，昔日屡成泽国的成都平原变成了天府之国。司马迁在考察了岷江与都江堰之后曾由衷发出这样的慨叹：“余……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为利害也！’”^[9]常璩在《华阳国志》中曾这样叙述：“冰乃壅江作堋。穿郫江、捡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栢、大竹，颓随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饶。又溉灌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10]唐代大诗人岑参在《石犀》中也曾这样抒怀：“江水初荡潏，蜀人几为鱼。”^[11]宋代诗人范成大在《吴船录》中这样描述：“一路江水分流，入诸渠皆雷轰雪卷，美田弥望，所谓岷山之下，沃野者正在此。”^[12]

天府之国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生活在这一区域的人们享受着“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悠闲幸福生活。川西平原沟渠纵横，良田肥美，翠竹掩户，处处是景。自然条件的优越，不仅物产丰富丰美，且带给这一地区的人们有较多的农闲时光。而有较为充裕的物质生活基础，熏陶出这一地区的人们悠闲放旷的性格和诙谐享乐的情趣。所以，从古至今，川西平原这一带的百姓热爱生活、享受生活，茶馆文化、美食文化、美酒文化、歌舞文化成为本地区的标志。人们在宁静中享受浪漫，在轻松中享受自在，在娱乐中享受逍遥。苏轼生在这样的地区环境和氛围中，自然也染上了浓郁的川西情调。所以他非常热爱生活，兴趣爱好十分广泛，他对烹饪的热衷，对酿酒的痴情，对茶道的娴熟，对自己的自嘲和对他人的戏谑，莫不从中看到他所生长的地区对他潜移默化的影响。

（二）人文教育的高度发达

古蜀国所达到的文明高度，在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的众多璀璨的文物中已得到证明。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进程中，巴蜀是极为重要的“一元”。古巴蜀的文化与中原文化确有很大的差异，让古巴蜀融入中原的起点是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派大将司马错和张仪先后攻克巴蜀，巴蜀地区统一到秦国版图之中，而转折点则是西汉时期著名的文翁化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