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的道德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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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当代处境中的美学问题》

出版日期：2007-12

字数： 14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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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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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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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的道德之境

人类所具有的自觉社会意识，使它在认识和实践的各个领域都无以逃避各种道德力量的辖制。人类形体审美意识及其活动也是如此。当然，就具体体现伦理因素的普遍性、响应特定道德观念及其力量要求而言，中西形体审美意识还是有许多同异的。

一中西伦理精神的一致性

中西人类经历着同样的生活过程，其各自形体审美意识中也常常反映出相似或相近的伦理精神，这首先就表现在它们都包含有“朴素为美”的道德理想。

中国人在形体审美方面力主“素以为绚”，强调真正美的人体在于归返内心、不施粉黛的天然本色。如果说，这就是中国形体审美意识的基本伦理精神，则其中已然呈现了中国人对于形体美的总体追求意识，即培养和欣赏形体美不应执著于身体细节的感官享受，而要深入以朴素自然为核心的生活规范，通过对自然身体形式的感受来理性地领悟道德存在。“揽照拭面，则思其心之洁也；敷脂则思其心之和也；加粉则思其心之鲜也；泽发则思其心之润也；用栉则思其心之理也；立髻则思其心之正也；摄鬓则思其心之整也”^[1]。这一理想作为一种真正的伦理力量，支配了中国形体审美意识的整体发展。六朝时代对妇女梳妆的描绘便反映了这一点：“鸾镜晓匀妆，慢把花钿饰”是一种风韵，其极境却是追求“真如绿水中，一朵芙蓉出”；或如宋代李德润词云：“强整娇姿临宝镜，小池一朵芙蓉。”这种对形体美的把握，归结到一点，就是要求达到对道德极境的内心喜悦，“天然去雕饰”而臻于内在心灵的完善。对人的身体形象的观照由此转化为一种对内心道德的朴素要求。

同样，我们在西方世界中也可以看到这种“朴素为美”的形体审美理想。普洛丁说：“当你在反省自己或观照别人时见到了心灵的伟大，性情的正直，自处的纯洁，一副坚强面孔所特有的大丈夫气，一种镇静肃穆冲虚的心情所洋溢的尊严和谦逊，尤其是那种神圣的理性的光辉时”，“因为它们既然存在又显现出来，所以凡是见到它们的人，莫不说它们才是真正的实在。真正的实在究竟是什么呢？当然是美”^[2]。依据这种形体审美中的道德自觉，西方人力图深入人的内心世界而发现道德“无色的光辉”，以为深入于这样的境界则无一不足、无一多余。所谓“天生的丽质，即使洗尽铅华，也无须腼腆”，就是涉入内在道德之境、体照朴素之光的形体之美。而对于认真寻求和感受形体美的人来说，最要紧莫过于领会“朴素为美”的道德理想，由此得到最高的和神圣的形体审美享受，在理性上切实体会到作为“美本身”的形体美之“朴素”理想“就是一切所依归，一切所仰望，一切因它而存在，而生活，而思维，因为它就是生命、理性和存在的原因”^[3]。如此，则一个人“看见肉体美，就不该去追逐，但是如果知道这些肉体美只是镜花水月的幻象，就应该去追求那些幻象所反映的美本身”^[4]。

其次，中西形体审美意识共同规定了物质身体形式与精神心灵的统一关系，强调形体美绝非单纯的肉体形象，还包含有重要的心灵因素。用鲍桑葵的话来总括这一观念的基本要求，即“人体如果不表现人的品质，又何以成其为人体呢？”^[5]

《国语》讲过一个故事：“阳处父如卫，反，过宁，舍于逆旅宁嬴氏……（宁嬴氏）曰：‘吾见其貌而欲之，闻其言而恶之。夫貌，情之华也；言，貌之机也。身为情，成于中。言，身之文也。言文而发之，合而后行，离则有衅。今阳子之貌济，其言匮，非其实也’。”^[6]这里，身体形式只是“情之华”即某种外在感性形式，真正的形体美则是“言文相合”即内在心灵与外在形貌完美统一。所谓“言文而发之，合而后行，离则有衅”，便分明规定了心灵与身体外形的统一契合关系，单纯追求其中某一方面将产生形体审美意识的分裂。由此，在形体审美意识的伦理深层，中国人展现了特定的道德一统化意识：要求形体审美必须贯彻心灵与身体形式的统一契合，实际就是要求贯彻道德意识于形体美的欣赏和培养，以道德力量及其具体原则为最后的根源和本质。这一点，也恰是传统儒学道德观的明确表示。所谓“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就已是相当明确的形体审美原则，所要求的，是以道德的“善”（仁）支配身体的外在形式。所以，孔子“尽美矣，又尽善”的审美理想，既是音乐审美的主张，同时也灌注在中国人的形体审美活动中，成其为形体审美意识的根本理路。以这种伦理精神规范形体审美活动，则嵇康不但外形上“萧萧肃肃，爽朗清举”，心灵方面更是“高而徐行”，“岩岩若孤松之独立”^[7]，身体形式完善地统一着心灵内部的高拔之美。又于是，在艺术创造中，“貌虽端严，神必清古，自有威重俨然之色，使人见则肃然，有归仰之心”，而不能仅只“贵其姱丽之容”，以“取悦于众目”^[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