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以来的“禅让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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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梵净国学研究.第2辑》

出版日期：2019-04

字数： 16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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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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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以来的“禅让革命”及其思想背景

荆世战国秦汉是中国古代王朝体系的形成期，也是王朝统治合法性理论的奠基期。尧、舜禅让和商汤灭夏、武王伐纣等传说、记载，即在此期逐渐排除了杂音异说而趋于一致^[1]。当时归纳王朝合法更替的基本模式有二，即要么如尧、舜禅让，要么如汤、武革命。而围绕两者利害和价值高低的讨论，则开启了这两种模式不断蜕变、合流的趋势。到汉代以来，“革命”的抗暴举义内涵愈遭忌惮而被不断抽弃淡化，“禅让”渐被视为政权得以和平过渡的最佳方式^[2]。至魏、晋取仿、发展王莽所为，相继以禅让完成易代而仍称革命，遂使“禅让革命”作为一种新的易代模式确定了下来。

像这样，在革命备受质疑之时标榜革命，在王莽禅代身败名裂后再行禅让，其事本堪深思；把革命和禅让的内涵嫁接为一，更意味着对以往相关争论和思考的扬弃，标志着王朝统治合法性理论的发展。这都表明其为当时政治史和思想史的头等问题，却未受到近现代学界的应有关注，或仍循石勒鄙之为“欺人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3]，或如罗贯中《三国演义》第一一九回讥其为“再受禅依样画葫芦”，要仍归此入权谋厚黑之术而厌弃不顾^[4]。究其所以，盖因近代以来王朝失败、覆灭又阴魂不散，人们亟欲将其一切抛进“历史垃圾堆”之故。但否定历史并不等于历史的否定，对魏晋以来“禅让革命”模式的形成和演化，还是要放入当时的场景加以考察，才能揭示其历史内涵和相应的思想进程，理解古人在王朝存在、更替合法性前提上的思考，也才能准确认识由此形成的传统及其深远影响。^[5]

一革命易代及其与禅让的嫁接

汉、魏和魏、晋易代的基本特征，即号称革命而实则禅让，其所称革命已与汤、武抗暴举义放杀乱君的原型相去甚远，几乎已是易代的别称，具体则通过禅让来达成，故可名之为“禅让革命”。此后仿此而完成易代的王朝，包括了南朝的宋、齐、梁、陈及北朝后期的北齐、北周以及隋，至唐、五代仍绪余不绝，足见这一易代模式影响之大。

当时把禅让易代称为“革命”的例子，如《晋书》卷一三《天文志下》史传事验目客星妖星条：

恭帝元年正月戊戌，有星孛于太微西蕃，占曰：“革命之征。”其年，宋有天下。

同期这种被视为“革命之征”的天象还有不少，除可视为魏、晋易代舆论在晋、宋之际的重演外，也表明革命以指易代已是天占系统的惯用术语^[6]。《弘明集》卷一一齐释僧岩《与刘刺史书》辞仕而云：

今既老矣，岂能有为？夫以耄耋之年，指麾成务，此自苍灵特授，假手天功，协佐龙飞之英，翼赞革命之主。今欲以东亩之农夫，西园之抒叟，侧景前光，参踪古烈，无异策驽足以均骅骝，系泽雉以双鸾鹤，斯之不伦，宁俟深察。

当时青州刺史刘善明欲举其秀才，僧岩作书坚拒，其中即称齐高帝为“革命之主”，是方外沙门对“革命”以指禅代的意涵亦甚熟稔。^[7]

这类语例说明，经魏晋以来涵化以后，革命、禅让在指易代时其义大略重合，各界于此已普遍认同。表述更为明确的如《北齐书》卷四《文宣帝纪》载魏帝禅位策书曰：

时来运往，妫舜不暇以当阳；世革命改，伯禹不容于北面。况于寡薄，而可踟蹰？

又《庾开府集笺注》卷三《周五声调曲二十四首（燕射歌辞）·宫调曲五首》之二，所歌即北周禅魏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