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成书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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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梵净国学研究.第2辑》

出版日期：20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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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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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成书考

《世说新语》（以下简称《世说》）问世迄今已有一千四百余年。由隋至清，历代之官、私书目均以刘义庆为其作者，如《隋书·经籍志》（卷三四）、《旧唐书·经籍志》（卷四七）、《新唐书·艺文志》（卷五九），宋王尧臣《崇文总目》（卷五）、郑樵《通志》（卷六八）、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三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一）、《宋史·艺文志》（卷二○六）、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一五），明高儒《百川书志》（卷八）、焦竑《国史经籍志》（卷四），清孙星衍《孙氏祠堂书目》（卷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一四）、钱曾《读书敏求记》（卷三）、《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卷六）和藤原佐世（828—898）《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等。萧梁时代的刘孝标早已言及《世说》之作者为刘义庆。《世说·假谲》第10条写诸葛令女与江思玄的婚恋故事，刘《注》：

葛令之清英，江君之茂识，必不背圣人之正典，习蛮夷之秽行。康王之言，所轻多矣。

“康王”是刘义庆的谥号，见《宋书》卷五一《刘道规传》附《刘义庆传》（以下简称《宋书·刘义庆传》），也是义庆卒后南朝人对他的习称，屡见于梁代名僧释慧皎（公元6世纪上半叶）撰写的《高僧传》。这就为历代之通说提供了一个极为有力的证据。然而在明清之际，在历代之通说中却生出一支变调。明陆师道（约1510—约1573）《何氏语林·后序》曰：

抑义庆宗王牧将，幕府多贤，当时如袁淑、陆展、鲍照、何长瑜之徒，皆一世名彦，为之佐吏，虽曰笔削自己，而检寻赞润，夫岂无人？^[1]

清毛际可（1633—1708）承续此说，复云：

予谓临川宗藩贵重，赞润之功，或有借于幕下袁、鲍诸贤。^[2]

陆、毛虽未否定刘义庆是《世说》的作者，却谓其幕下文士有“赞润”之功，即潜在地认为《世说》是集体合作的结晶，但此说影响甚微。鲁迅在陆、毛的基础上，直接推断说：

《宋书》言义庆才词不多，而招聚文学之士，远近必至，则诸书或成于众手，未可知也。^[3]

所谓“诸书”，自然包括《世说》。1933年，鲁迅在《选本》一文中又说：

《世说新语》并没有说明是选的，好像刘义庆或他的门客所搜集，但检唐宋类书中所存裴启《语林》的遗文，往往和《世说新语》相同，可见它也是一部抄撮故书之作，正和《幽冥录》一样。^[4]

鲁迅所言，本系推测之词。这种推测，目前已为海内外学术界普遍接受，几成定论。但是，迄今为止，鲁迅此说一直未能得到证实。笔者试图从《世说》本身出发，结合晋宋时代的有关史料，为解决这一遗留问题而做出努力，同时对《世说》成书的过程、编纂的原因以及编纂的时间和地点等问题进行深入的考索。

一从作品本身看《世说》之成于众手

《世说》一书带有明显的成于众手的痕迹：首先是语言风格的不统一；其次是条目分类之安排不尽妥当，时有错乱；最后是记载同一言行，兼存异说。兹详论之。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称《世说》：“此书之撰述，当非出刘义庆一人之手，据梁刘孝标注解中所引书籍已可证明。又如同一人物，而称谓不一。例如谢安，或称谢公，或直呼谢安，即其显证。”^[5]其实除吉川所举，谢安在《世说》中还有安石、太傅、仆射三种称号。而称谓不一，中国古籍或多或少都具有这一特点。《世说》虽在这方面较为突出，但并不足以视为其成于众手之依据。其实《世说》之称谓不一，是由其所反映的魏晋知识分子的实际生活情态决定的。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一○《右军书记》：

昨者书想至，参军近有慰，阮光禄信在耳。许中郎家欲因书，比去报如，庾君遂不救疾，摧切心情。^[6]

又《淳化阁帖》第五《晋右军将军瑯琊王羲之书》：

伏想清和，士人皆佳适。桓公十月末书为慰，云所在荒甚可忧，殷生数问北事势复云何。安西以至，能数面不？

这两封短笺提到的参军、阮光禄、许中郎、庾君、桓公、殷生和安西，都是当时与王羲之交往的名士。可见对同一人物有不同的称谓乃是当时士人的习尚。《世说》也真切地传达此种习尚，从一个侧面显示了这部名著的时代特征。《世说》本具史传之特点，但称谓之不一致，则又有别于史传。杨勇云：“《世说》编次颇多重复，……鲁迅所谓成于众手，其言可信。”^[7]编次之重复的确可以证明《世说》是一部集体性著作。上文我们指出《世说》纂辑旧文，有所谓兼存法，兼存亦即重复，《世说》编次之重复多在同一门的相近部位，系编者有意为之。因编者非止一人，而用以纂辑《世说》之“旧文”于同一人物言行之记载又有差异，为保持原貌，故不得不如此。《世说》的编撰工作是十分繁重的。由于编撰者面对的材料太多，有的要简择、取舍，有的则需诸说并存，不宜删略。如此繁复的工作，绝非刘义庆一人所能胜任。因之，由《世说》记载人物言行的重复现象便可推知此书成于众手。《世说》还有归类不当的毛病。所谓归类，即依照三十六门之内容主旨，将相应的言论、故事纳入其中。从总体上看，《世说》的这一工作做得十分出色，但也时有方枘圆凿、龃龉不合之处。《世说·言语》第28条：

崔正熊诣都郡，都郡将姓陈，问正熊：“君去崔杼几世？”答曰：“民去崔杼，如明府之去陈恒。”

崔杼、陈恒皆是春秋时齐国大夫，有弑君之罪。晋人重视氏族所出，又喜欢以此互为嘲戏，《世说·排调》特多此类记载。徐震堮说：“此条入《言语》，不如入《排调》。”^[8]颇有道理。梁元帝（508—555）《金楼子》卷五《捷对篇第十一》著录此条^[9]。对答机敏乃《世说·言语》着力表现的一个方面，故置此条于《世说·言语》中亦未尝不可；但相对而言，放入《世说·排调》中更妥当一些。又如《世说·简傲》第2条：

王戎弱冠诣阮籍，时刘公荣在坐，阮谓王曰：“偶有二斗美酒，当与君共饮，彼公荣者无预焉。”二人交觞酬酢，公荣遂不得一杯，而言语谈戏，三人无异。或有问之者，阮答曰：“胜公荣者，不得不与饮酒；不如公荣者，不可不与饮酒；唯公荣可不与饮酒。”

按“阮答曰”云云，徐震堮以为：“此文与《任诞》四刘公荣之言相类，盖公荣先有此言，故嗣宗稍变其语以戏之，入《简傲》不如入《排调》。”^[10]此说甚是。类似的情况在《世说》中还可以看到许多。这种情况的出现说明编撰者对各门内容标准的把握很不一致，对所采撷的条目的理解也颇有不同，因而未能准确归入与之相对应的门类之中。《世说》若非成于众手之书，就不会屡屡出现这种现象^[11]。《世说》在记事方面也颇多自相矛盾之处。《世说·赏誉》第51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