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雷特·阿班中国报道的案例分析》有关新闻自由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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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20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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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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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有关新闻自由的报道

在考察和衡量一个现代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多重指标中,新闻自由始终是美英等西方国家热衷选择的一个社会面相。民国时期,中国的言论和出版自由开始受到西方人的严格审视和批评,并成为西方媒体建构中国国家形象中的重要一环。

中国对于言论和出版自由的压制由来已久。最早发端于唐代的中国古代报纸没有机会发展成为现代报纸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封建帝国的统治者对信息广泛传播的限制。[1]宋代崛起的小报虽然满足了当时社会对新闻的迫切需求,但从诞生之日起就受到官方的重压和打击,难成气候。一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的近代新闻业才开始由西方传教士引入中国。但是,早期的传教士们来华后都曾体验过言论限制的痛苦经历,直到《南京条约》签订以后才开始享有自由传播的权利。[2]1833年12月,德国传教士郭士利在自己创办的中文刊物《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上发表《新闻纸略论》一文,第一次用中文报道西方报纸的出版情况和新闻自由的观念,力图改变中国盲目排外和信息闭塞的现状。[3]上海《申报》创刊以后,也发表了数十篇有关新闻学方面的专论,历陈西方新闻自由之潮流,“彼西洋各国之新报亦系传述各国国家之事,上至朝廷,下及闾里,一行一言一器一物,无论美恶精粗,备书于纸”[4]。《申报》明确指出新闻的自由流通是革除积弊,社会进步的通途,“譬如水之横流也,鲧拥之则泛滥,禹顺之则平行,今子欲塞其源,阻其流,其势当益猛而益扰,不如清源导流之为得计也”[5]。中国人自办报纸开始后,也同样力争新闻自由,然而,“从晚清到民国,从袁世凯到蒋介石,对言论的压制如出一辙”[6],中国的报纸和报人在言论出版自由方面仍然遭受着种种的非难和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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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莉.映入西方的近代中国:《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哈雷特·阿班中国报道研究:1927~1940[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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