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和“自我中心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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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 《踪迹与替补》

出版日期:20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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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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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和“自我中心困境”

新实在论者培里在批判唯心主义哲学时,提出了“自我中心困境”的命题。在他看来,唯心主义者用“自我中心困境”去论证其唯心主义的哲学,主要是从近代以后的哲学开始的。我们认为,培里的这一思想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由于近代哲学凸显了认识论问题,因此,“自我中心困境”的问题便明显地表现出来了。无论近代唯物论还是唯心论都面对着这一问题,并且,它们用不同的方法去说明、解决这一问题,以建构各自的哲学体系。

一 近代西方哲学的产生和认识论问题的凸显

14世纪下半叶到16世纪末,是欧洲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欧洲社会的生产力迅速提高,生产规模越来越大。随着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使国内国际市场空前扩大,商业交往空前兴盛。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观念上的变革。新兴资产阶级在逐步壮大的同时,要求打破封建神学的束缚,为未来的新社会提供意识形态的说明。

另外,15世纪中叶以后,西方社会的自然科学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其中,数学和力学发展很快,以后慢慢出现了一批像牛顿、笛卡尔、莱布尼兹那样著名的自然科学家。自然科学的发展,不仅意味着哲学与科学的分离,而且也意味着它们之间的联系。一方面,自然科学为哲学的发展提供经验材料,另一方面,哲学通过对这些经验材料的归纳和总结,又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

总之,无论是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还是自然科学的发展,都给哲学提出了观念变革的要求。由于人们面对的是同样的自然、同样的人,由于宗教神学中出现了理论与现实的矛盾,因此,新哲学就必须形成新的理论,并以此合理地解决理论和现实的关系问题,时代课题要求近代哲学家在总结自然科学的新成果的基础之上,在批判宗教神学的虚假性的同时,首先必须给认识过程确立一个科学的标准,并把它当成建构新哲学的基础。于是,认识论问题便凸显出来了。

近代哲学认识论问题的凸显表现在哲学家那里,便为他们对方法论问题的重视。近代经验论哲学的鼻祖培根认为,人类曾经经历的无穷的灾难,都是出自于对自然的“无知”,都是因研究方法不对头所致。在他看来,当前影响人们认识方法的主要是四大障碍,即“种族假象”、“洞穴假象”、“市场假象”和“剧场假象”。只有清除了这“四种假象”,才能为正确的认识奠定一个科学的基础。培根说:“我们现在只有一条路可走——只有根据一个较好的计划把全盘事业重新试验一下,并且在适当的基础上,把科学、艺术和一切人类知识,全体都重新改造了。”[1]他宣布自己的任务正在于揭露以往的种种谬误,为人们提供一种沟通人心与自然的正确方法,从而为人类的“公共利益”奠定可靠的基础。近代唯理论的肇始者笛卡尔也同样认为,人们应对一切东西普遍地进行“怀疑”,要把一切东西送到理性的法庭上进行重新审查。他说,我们可以怀疑一切,甚至对“地、天、星辰,以及我借自己的感官察知的一切东西”都可以“怀疑”,都可以认为它们是“不确实的”。在他看来,只有这样,才能在“理性”的基础之上建立起科学的哲学体系来。

二 17、18世纪中叶前的近代唯心论哲学对认识客观标准的寻求和“自我中心困境”问题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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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生平.踪迹与替补[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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