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黑格尔哲学在中国的传播

西洋科学技术和文化哲学传播到中国来，为时实在太晚，这是和中国封建王朝闭关自守、锁国愚民的政策分不开的。直至鸦片战争后，鉴于帝国主义贪得无厌的侵略和中国封建社会的腐朽无能，一些先进的人物才感到需要向西方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学习科学技术和新文化，发奋图强，追求真理，借以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邵作舟曾经描述当时人们学习西方的情形说：“道光、咸丰以来，中国再败于泰西，使节四出，交聘于外。士大夫之好时务者，观其号令约束之明，百工杂技之巧，水陆武备之精，贸易转输之盛，反顾赧然，自以为贫且弱也。于是西学大兴，人人争言其书。习其法，欲用以变俗。”（“纲纪”，《邵氏危言》卷上）这里所谓“士大夫之好时务者”，大多数是从当时地主阶级分化出来的先进知识分子，他们提倡西学，目的在于“变俗”，即变更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旧经济、旧文化，发展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新文化。他们首先注意的是西方的船坚炮利、科学技术，颇有实用的目的；以后渐次注意到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和哲学文化，试图用西方先进思想来融会发扬自己传统的哲学思想和民族精神。在哲学方面，他们是先从外表、边缘、实用方面着手，先介绍培根、洛克、赫胥黎、穆勒，然后才慢慢注意到康德、黑格尔这些古典哲学家。因此，西学传入中国本来已是太晚，而哲学，特别是康德、黑格尔哲学，就更晚了。至于认真客观地历史地钻研、评述、批判、介绍康德、黑格尔哲学的方法和体系更是近期的事了。

康德、黑格尔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一般可分为三个时期。前期即从变法运动到“五四”时期，这是一个启蒙介绍时期，特点是宣扬维新，改良政治，反对传统风俗习惯，而且有的人应用佛学和中国哲学来讲西方哲学，也不免有些牵强附会，一般说只是一种文化批评和观察印象。传播者有康有为、严复、章太炎、梁启超、马君武、王国维、蔡元培等人。中期即从“五四”运动到全国解放时期，这是一个融会传播和草创时期。到这一时期，我国开始有了根据原著进行研究和译著，并进而批评融会和有其哲学上的派系和师承，不过仍是片面主观，不够深入。介绍的侧重点也往往随各人的游历或留学的时地、阅读，接触范围和各人对国内政治问题的态度而不同，多少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旧社会知识分子的软弱性。这时期的代表人物相当多，主要有张颐、瞿世英、张东荪、张铭鼎、朱光潜、周谷城、郑昕、洪谦、周辅成、郭本道、朱谦之、贺麟等人。后期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到现在，这是开始试图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系统研究康德、黑格尔哲学时期，研究成就显著，也培养了一大批后起之秀，加之翻译工作认真系统，为今后深入研究康德、黑格尔哲学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下面我们仅就前两个时期作一历史的回顾。

一 前期（“戊戌变法”至“五四”运动）

（一）康有为与康德哲学

康有为（1859—1927），又名祖诒，字广厦，广东南海人，是我国近代历史上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早年酷爱周礼，深受儒学熏陶。20岁后，开始接触西方资产阶级新思想，曾游历过香港，读过《瀛环志略》、《西国近事汇编》等介绍西学的书籍。1889年于长兴里筑“万木草堂”讲学，弟子有梁启超、谭嗣同、林旭、陈千秋等人，在治国故的同时，兼“涉猎译本西籍”（梁启超语），1895年发动有名的“公车上书”，并自筹钱办了个《万国公报》，组织学术团体“强学会”，刊译外国书报，宣传新学，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以后的思想就逐渐走向保守，成了尊孔复古守旧派的代表人物。

康有为在逃亡国外之时，曾游欧美，著《欧洲十一国游记》，特别九至柏林，对德国的民情风俗有感性的印象。他自述说：“吾游德国久且多，九至柏林，四极其联邦，贯穿其数十都邑。”（《补德国游记》）当别人问他：“子历览万国殆尽矣，何国为善也？”他回答说：“如言治国乎，则德国第一。”他一气举了十个德国第一的内容：“武备第一，文学第一，医术第一，电学第一，工艺第一，商务第一，宫室第一，道路第一，邑野第一，乃至音乐第一。”（《补德国游记》）可见，对德国的文化科学技术他是很赞赏的。

康有为是中国第一个介绍康德星云说的人。他有一部著作叫《诸天讲》，这本书据他自己讲，写于1886年，1926年讲授于杭州天游学院。这是一部讲述天体形成发展的很有科学价值的著作。康有为引证了大量西方科学材料，从古希腊的泰利士一直讲到爱因斯坦，虽然其中有些观点是根本错误的，但从中却能看出当时康有为曾初步涉猎西方科学史，试图用西方科学成就来解释自然。从它所述的内容来看，康有为首先介绍了康德的星云说：

康有为又进一步根据康德的星云假说，结合中国哲学的形气学说，主张太阳有成毁，地球有生灭，“星有老少之别”（《诸天讲·日篇》）的朴素的唯物主义宇宙发展观点，从而主张上帝之存在“无证验可求也”。他说：“康德言之上帝之存在，存在判断也，存在判断起于后天，起于经验，而吾人于经验之中，无固不可知有，亦不敢说故在，存在之说无证验可求也。”（《诸天讲·上帝篇》）。这在当时自然科学不发达，封建迷信神创说统治下的中国却是一个很大的贡献，使我们最早地接触到了西方科学的宇宙史观。

但是，康有为在介绍康德的星云说的同时，也授引了康德的不可知论。他说：“然天下之物至不可测，吾人至渺小，吾人之知识至有限，岂能以肉身之所见闻而尽天下之事理乎？”（《诸天讲·上帝篇》）这样和康德不一样，康有为在星云说里排除了上帝，而在不可知论里又请进了上帝。正因为上帝之存在与否，他不可得而知，所以他说：“试问奈端（即牛顿）、拉伯拉斯、达尔文等能推有形之物质矣，其能预推无形之事物乎？庄子曰：人之生也有涯，其知也无涯。以奈端、拉伯拉斯、达尔文之知至少而欲尽知天乎？而可决无上帝乎？多见其不知量也。”（《诸天讲》卷十一）从而他得出“上帝之必有”这个有神论的结论。康有为的思想，正如他的政治生涯一样，一直是处于矛盾不求自拔的境地。他曾经说：“吾学三十岁已成，以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梁启超《清代学术思想》）正是这种“不必求进”的思想使他终于为急剧发展的时代车轮所淘汰，最后成为尊孔复古的顽固守旧派人物。

（二）严复与康德、黑格尔哲学

严复（1852—1921）字几道，福建侯官人，是19世纪末我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1876年被清政府派往英国留学，回国后任海军学堂教习。1897年在天津创办《国闻报》，成为当时宣传资产阶级新文化的一个重要阵地。为了配合当时的维新运动，他系统地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进化论和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戊戌变法后，他和康有为一样，成了封建复古派的代表人物。

介绍西洋思想最早、影响最大要算严几道了，虽说在严氏之前，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翻译天文、算学、水利之书，为介绍之始，嗣后上海制造局、京师同文馆以及教会之译述，然所译之内容，皆偏于科技术数，与哲学无关。直至严氏，为之一变。蔡元培先生说得好：“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从1896—1908年间，严复先后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和《名学》、斯宾塞的《群学肆言》、甄克斯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耶芳斯的《名学浅说》。严复译书的态度可算认真严肃，他尝曰：“一名之立，旬月踟蹰。”他自己提出的要求是“信、达、雅”。他每译一书，必有一番用意，并附加纠正或证明的案语，其文典雅，吴挚甫称其可与先秦诸子比美，其译书可以作为我国最早意译的代表。

严复留学英国，他的思想也非常着重经验论和归纳法。他说：“本学之所以称逻辑者，以如培根言，是学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明其为体之尊，为因之广。”（《穆勒名学》部甲按语）严复翻译穆勒的《名学》，就是想把培根、洛克以来的英国经济科学方法论介绍到中国来。他说培根、穆勒“皆不可轻非”（《穆勒名学》部甲按语篇五），大力提倡培根的“实测内籀（即归纳）之学”，来反对陆、王的先验论。可是他在介绍穆勒的名学时，同时引进了康德的不可知论。“西国物理日辟，教祸日销，深识之士，弁物穷微，明揭天道必不可知之说，以戒世人之笃于信古，勇于自信者。远如希腊之波尔仑尼，近如洛克、休谟、康德诸家，反复推明。”（《天演论》卷下，论佛释）在《天演论》下卷“佛释”、“真幻”、“佛法”诸篇里，严复大量发挥了康德不可知论的观点。他说：“人之知识，止于意验相符，如是所为，已足生事，更骛高远，真无当也。”（《天演论》卷下，论九真幻按语）“谈理见极时，乃必至不可思议之一境。既不可谓谬，而理又难知。此则真佛书所谓不可思议矣。”（《天演论》卷下，论十佛法按语）后又在《穆勒名学》里加以补充：“窃尝谓万物本体虽不可知，而可知者止于感觉”，“理至见极，必然不可思议。”（《穆勒名学》部甲中篇五）在他看来，认识止于感觉，所以只能认识事物的现象，而事物的本质乃是“不可思议”、“不可以名理论证”的（《天演论》按语）。最有趣的是严复和康德一样，通过不可知论，把造物主、灵魂不灭、生死轮回、涅槃佛性放入不可知的彼岸世界，我们只能“姑存其说”，“存而不论”（《天演论》卷下按语）。“佛所称涅槃，即其不可思议之一，他如理学中不可思议之理，亦多有之，如天地之始、造化真宰、万物本体是已。”这在当时反对封建宗教迷信是有一定进步作用的。但他把康德的不可知和佛学的不可思议等同起来，只满足于实证主义重经验归纳的感性知识，而拒绝从哲学方面来深入研究宇宙根本问题，确是受到他的学识和时代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