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道德学说

一 马克思主义道德学说形成的时代背景

（一）西欧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成熟时期

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学说也就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而形成。当时的德国还是一个资本主义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但受到当时英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及其思想的影响，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出生地莱茵省受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更大，因此，英、法两国流行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青年时代的德国就开始萌生了。这主要和莱茵省是德国的工业发达地区，受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人运动的直接影响有关。

法国在1789—1793年的资产阶级大革命，是比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更为彻底、更为深刻的革命。法国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结成联盟，从根本上消灭了统治法国一千多年的封建制度，确立了资产阶级政权，为建设工业资本主义国家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本性决定它不可能和人民群众保持长久的团结，害怕人民力量的壮大，所以当革命初见胜利成果时，它便开始镇压人民力量，结果革命后的政权落入少数大资产阶级手里，为以后的封建王朝复辟活动敞开了大门。从1799年法历雾月18日（公历11月9日）波拿巴政变并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起，经过波旁王朝的复辟，到1830年又出现了七月革命。在这期间，政治上虽然恢复了封建贵族的统治，但在经济上资本主义的工农业生产，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封建经济基本上已被摧毁，资产阶级势力空前壮大。所以，封建贵族不得不和大资产阶级共享统治权，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迈出了一步。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工人阶级人数也迅速增长，但是工资极低，工时不断延长，生活上无权而又贫困，因此19世纪20年代法国就出现了工人罢工斗争，争取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这种斗争引起了资产阶级进步分子的同情，于是产生了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潮，它的代表人物是圣西门和傅立叶。

波旁王朝对过去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没收的贵族财产进行了赔偿，在政治上更严加限制和镇压工人阶级的反抗斗争。1830年7月发布了限制出版自由的反动敕令，从而引起了七月革命的风暴，推翻了波旁王朝，大资产阶级（金融贵族）获得了全部统治权，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七月王朝”。但是，新兴工业资产阶级被排斥在政权之外，经济上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到40年代，又酝酿着工业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反对七月王朝的革命运动。七月革命虽然由大资产阶级独占了胜利果实，但起了一定的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它摧毁了重建封建贵族专制制度的企图，严重地打击了欧洲反动封建势力的组织——“神圣同盟”，促进了欧洲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

19世纪的英国，已经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后资本主义相当发达的国家，从20年代起就出现了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1837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到40年代初期还没有完全恢复，工商业还处于萧条状况，工人阶级的失业和贫困极为严重。这种情况引起了工人运动的新高潮。1840年7月宪章派成立了“全国宪章派协会”，即恩格斯曾称它为“我们时代的第一个工人政党”的革命组织。为了反对降低工资和延长工时，工人不断举行罢工，1842年8月大罢工达到了宪章运动的最高峰。初期阶段，工业资产阶级还曾经支持工人的斗争，目的在于为自己争取权利，但是后来，看到工人不但不能为自己所用，而且发展下去会威胁到自身的利益。因而转向政府，并协助镇压工人运动。资产阶级政府对宪章派进行了大规模逮捕，宪章运动的领导人和积极分子都被关进监狱，进步报刊被查封。1843年到1846年英国工业转入繁荣阶段，资产阶级政府对工人运动采取了分化政策来分裂工人队伍，软化工人阶级的斗争意志。结果宪章派的某些领导人放弃了争取实现宪章的斗争，并劝说工人“回到土地上去”，许多破产的手工业者和农民也拥护这一口号，从而都脱离了政治斗争。宪章运动的组织——“宪章派运动协会”也被迫解散。

英国的宪章运动，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到1848年止，经历了三次斗争高潮。资产阶级政府指挥军警开枪镇压革命群众，激起了群众的极大义愤，所以斗争一次比一次规模浩大。但是，由于当时工人阶级在政治上还不够成熟，又没有一个用正确的革命理论武装起来的政党领导，在工人中还普遍存在有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影响，运动结果归于失败。不过，它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却具有重大的鼓舞作用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列宁称它为“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1]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树立了榜样。在工人运动的过程中，出现了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以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汇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

德国和英、法两国相比，它还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封建贵族统治的国家。19世纪初期，德国在经济上、政治上还处于封建割据的状态，对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构成严重的障碍。因此资本主义发展非常缓慢，资产阶级还没有形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可以同封建势力相抗衡的独立阶级。但在拿破仑统治过的德国莱茵地区，封建行会制度有很大的削弱，为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加速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增长。因此，新兴资产阶级积极要求取消各邦之间的封建关税制度，实行全国统一税制。当时的普鲁士封建统治者企图扩大自己的影响，1818年首先颁布了废除六十个关税区的法令，实行统一税则。1825年德国的南方和北方的各邦之间成立了两个关税联盟，到1834年两个联盟合并，以普鲁士为盟主，称德意志关税联盟。这一措施大大促进了德国民族统一市场的形成。工业生产的机械化有显著发展，交通运输也有较大变化。因而资产阶级的力量日益成长壮大起来。同时，法国七月革命的浪潮对德国资产阶级反封建运动有很大推动作用。首先是资本主义最发达的普鲁士莱茵区的资产阶级成了全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运动的领导力量。他们要求取消封建等级制和贵族的特权，废除封建割据，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但是，他们害怕群众，极力企图和封建贵族妥协分享政权。与此同时，资产阶级中比自由派更激进的民主派展开了活动，提出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共和国的要求。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和法国七月革命的影响，引起了德国知识界民主思潮的增长，在《民主派宣言》中首先提出：大自然赋予每个人以平等享用一切财货的权利。从这里出发，他们建议立即没收属于公司和人民敌人的全部财产，同时废除一切继承权，使私人手中的财产经过一代人就可以全部变为公有。在文学领域里出现了“青年德意志派”反封建制度的批判，在哲学领域里，出现了“青年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对神学和唯心主义的批判。同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也迅速传入德国并发展起来。

（二）欧洲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兴起

19世纪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中期，正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1818—1883）和恩格斯（1820—1895）的青年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形成时期。在这期间，由于欧洲各国的资本主义大发展，资本主义的弊端开始暴露出来，阶级斗争也日益尖锐化。这种状况反映到人们的思想领域里，便产生了各种类型的试图救治社会弊病的社会思潮。其中最重要的是反映不同阶级利益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在英、法、德、意等国蓬勃兴起。而这种思潮又反映在哲学、经济学、政治思想和文学作品等各个社会意识形态方面。这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的形成起着重要推动作用。

18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可以从梅叶、马布里、摩莱里说起，但真正发展了这些人的思想而又企图实践的革命战士，则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贝夫。在法国1789年资产阶级大革命被镇压之后，巴贝夫带领他的拥护者，酝酿了一次共产主义密谋，提出立即推翻现存社会制度，建立平均分配生活资料的社会平等制度。但是很快即宣告失败。不过，他的思想在1828年由他的信徒邦纳蒂出版了一本书得以流传下来。恩格斯曾对此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法国大革命除去产生了巴贝夫这样一位空想共产主义的实践家之外，还产生了两位著名的现代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家——圣西门和傅立叶。

昂利·圣西门（1760—1825）出身于贵族家庭，他深受18世纪启蒙运动的思想影响，参加过北美的独立战争。后来家庭破产，生活穷困，在当铺里当过一名抄写员。对法国1789年的大革命深表同情。但他认为社会发展主要是靠科学知识和道德进步，他号召科学家用自己的科学知识为人类造福，并力主用伦理科学来探寻人生目的。他对法国大革命和战争造成的贫困与混乱，十分痛恨，他渴望一个自由和有秩序的新社会。他认为拿破仑征服世界是法国大革命的使命，是新科学发展的基础，然而拿破仑只是为新时代清除了旧世界的障碍迎接新社会的诞生。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特征是：

1.一切人都要劳动，每一个人都有义务经常以自己的力量去为人类造福。

2.他的理想社会制度是：旨在维持生活和幸福的公益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们应当把改善人数最多的那个阶级的精神和物质状况的事业，作为自己的一切劳动和一切活动的目的。

3.领导社会改革的最适当的力量是实业家阶级。他把国民分为实业家阶级和游手好闲的寄生阶级。实业家阶级包括农民、手工业者与工人、工厂主、商人三个部分，寄生阶级包括资产者、军人、贵族、法律工作者等。他认为实业家阶级是生产者阶级，其中包括的工人劳动者是无知的，所以他们只能服从有教养的、有道德的实业家（实际指工厂主）的领导和统治。

4.他认为这些社会制度的基础，完全符合绝大多数居民的利益，所以应当把它看成是从神的道德原则引申出来的一般政治结论。这个道德原则的内容是人人都应当兄弟相待，互爱互助。他从博爱观点立论，以实证科学压倒神学和形而上学。他认为精神与物质的力量都掌握在研究实证科学的人的手里，掌握在组织和管理实业活动的人手里。因此，他主张通过人们的“道德感”的力量就可以促使社会改革。用博爱之心迫使贵族和神学家服从变革。

5.实现理想社会的办法主要是靠宣传和说服。他认为舆论是世界的主宰，是一个伟大的道德力量，如果促使舆论要求立法者颁布他所要的法律，就一定能有这种法律颁布出来。他认为1789年的革命产生了不良影响，带来了灾难，关键在于实行了暴力革命。他主张用赎买政策，实业家阶级可以出钱从贵族和神学家手里买过政权。同时他也一再向国王呼吁制定一部直接改善人数最多的阶级的生活状况的宪法，使世俗权利服从道德制度。他劝说工人劳动者说：“他们强迫你们的双手为他们劳动，你们叫他们的头脑为你们而工作。”“他们把钱给你们，你们把尊敬给他们。”这里的所谓尊敬，就是“自愿地受他们的统治”。^[2]

总之，圣西门从同情穷苦人民的博爱观点出发，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但是，他虽然反对神学，却仍然借助宗教的威力；强调财产所有权的重要；否定暴力革命，认为无产者无知只能靠有产者和统治者施恩。他主张按照文化程度分配统治权，学者、艺术家和实业家（即工厂主）是最有文化的，实业制度是最理想的社会制度。不过，他始终以宣传建立为大多数劳苦人民造福的社会为目的，向各方呼吁，并深信人类历史是不断进步和发展的，未来的社会，生产和生活都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这些思想是可贵的，他毕竟不愧为空想社会主义创始人之一。

比圣西门稍晚一点的另一位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是傅立叶。他出身于一个商人家庭，他所熟悉的商业的欺诈行为，引起了他极大痛恨。同时，他对法国大革命与圣西门有同样的看法和态度。傅立叶从人性论的观点出发，尖锐而深刻地揭露、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和弊端。他提出，文明制度过去是，将来也只能是一个罪恶的渊薮，是“社会地狱”，是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的颠倒世界。他认为资本主义一切灾难的根本原因有二：一是生产的分散或不协调的劳动；二是以自由竞争的名义装扮起来的商业欺骗。他揭露资本主义的危机是“多血症”，“为了几个富人，就必须有许多穷人”是文明制度的基本理论。雇佣劳动实际上是恢复奴隶制度，工厂主阶级所关心的是，缩减工人的工资和掩盖他们的贫困。他认为商人是一伙无恶不作的骗子手、抢劫犯、强盗、恶棍。商业集中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缺陷，是文明制度罪恶的直接原因。他对劳动人民深表同情，并且强调要为消除文明制度的灾难找出最好的方法。于是他创造了一种“情欲引力说”，列出人生来具有的十二种不可改变的情欲，这种情欲体现了上帝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意旨，所以应该为了满足人们的一切情欲来组织劳动生产活动，建立协调的社会制度。这种协调（和谐）制度可以激发人们的劳动情欲或热情，而且劳动将成为一种娱乐性的愉快活动。但是他不主张废除私有制，而且认为资本家可以通过投入农业“法郎吉”（公社性的组织）的资金的利息生活，可以不参加劳动；即使劳动也是一种娱乐性的游猎、宴饮等上流人的活动。他认为不平等不是社会苦难的原因，苦难是由于产量不足和分配不合理。

以上的基本观点，尽管在理论上是不科学的、是空想主义；但是对资本主义弊端的揭露是深刻的。同时，对将来社会有些猜测也是有重要意义的，如认为社会发展是波浪式的螺旋形上升，每一种社会制度都有上升和下降，然而是不断前进而有规律的；将来的劳动是娱乐性质的。他把文明制度比作毒蛇，它虽然有毒，但可以从它身上取出有效的药剂等思想，都是具有科学价值的先进思想。这些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是有益的。但是，由于傅立叶的理论基础是抽象的人性论，从抽象的自然人性出发，以各种先天的情欲作为社会历史的决定因素，所以必然会陷入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歧途。他主张阶级调和，反对暴力革命。这在当时来说，对于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的发展是不利的。

在19世纪初期，英国也产生了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潮，它的代表人物是罗伯特·欧文（1771—1858）。他生于英国一个穷苦的手工业者的家庭，后来成为一个工厂主。他的思想是由工厂主的慈善思想转变为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欧文受18世纪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人的性格、一切恶习和罪恶，都是社会制度造成的。所以他认为，只要改变社会生活的条件和社会制度，人们的习尚就会改变。这种观点看来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同时，他又认为社会制度的祸害的根源，则是人们的无知和不懂得人的本性。于是他主张社会制度的改革，要通过知识的传播和人们性格的改善。这样一来，他就陷入了环境和性格的相互决定论，最后还是归结为人的性格或本性是决定因素的唯心史观。不过他和圣西门、傅立叶不同，他主张消灭私有制，否定神的存在。实际上，他是一个无神论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他大声疾呼：“不迷信，不怕超自然的东西，不怕死亡。”^[3]他虽然反对现存的宗教迷信，但是他又主张建立一种合乎理性的宗教，宣传热爱别人。他说：“理性宗教的实践和祭祀活动，就是不分阶级、教派、性别、党派、国家和种族，全力促进男女老幼的康乐和幸福，……从而产生难以形容的虔敬和欢喜的感情。”^[4]实际上，这是他的理想社会里的道德标准。欧文认为，“私有财产或私有制，过去和现在都是人们所犯的无数罪行和所遭的无数灾祸的原因。”^[5]私有制可以养成非常坏的性格，首先使人变成利己主义者，冷酷无情，把富人变成“两脚兽”。于是他设想用“劳动公社”来实现消灭私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这种“劳动公社”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的，是根据联合劳动、联合消费、联合保有财产和特权平等的原则建立起来的。他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良好的性格形成打下基础的思想。劳动公社是工农业结合的统一体，可以消灭城乡差别，公社既是城市又是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