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情感主义：社会内容和社会背景条件

任何一种道德哲学都以某种社会学为前提，情感主义也不例外。这是因为，每一种道德哲学都要或明或暗地对行为者与其理由、动机、意图与行为的关系作出至少是部分的概念性分析，而这种作法通常预设着这样的要求：这些概念体现在或至少能够体现在现实的社会世界中。既使是有时似乎把道德行为限制于本体的精神领域的康德，在其论述法律、历史和政治的著作中，也隐含了上述要求。因此，一般说来，如果可以表明某种道德哲学认为道德行为决不可能体现于社会生活中，那么这就是否定这种道德哲学的决定性理由。由此可知，不论什么道德哲学的主张，如果不搞清其体现于社会时的形态，就不可能充分理解它。一些甚至可能是大部分以往的道德哲学家，认为这是道德哲学任务的一部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无疑持这种看法，休谟和亚当·斯密也不例外。但是，至少从摩尔开始，在对道德哲学的看法上，一种狭隘的观念占据了统治地位，它使道德哲学家们能够放心大胆地无视这一任务。情感主义哲学家就是其中的显著例证。因此，这一任务只好由我们来代之完成了。

情感主义的社会内容的关键是什么呢？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它消除了操纵的和非操纵的社会关系之间的任何真正区别。在这一问题上，可把康德的伦理观点与情感主义相对照。在康德看来（许多早先的道德哲学家与他相同），未注入道德的人际关系与注入了道德的人际关系之间的区别，.就在于把他人主要作为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还是作为目的本身。把别人当作目的，也就是把自己所认为的以这种方式而不以其它方式行为的好理由提供给他们，但对这种理由的评价则留待他们自己去进行。而那些理由若不被他人判断为好理由，自己就决不愿意影响他人。但每一个有理性的行为者必须自己判断什么是好理由，而且这种判断只能诉诸于非个人标准的有效性。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把他人当作手段，也就是通过在不同场合中施加有效影响或进行谋算，力图把他人作为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在此用来指导自己的不是具有规范合理性的标准，而是关于劝说的社会学和心理学概念。

如果情感主义是真实的，上述区分就是虚幻的。这是因为，根据情感主义观点，评价性言辞最终除了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态度并改变他人的情感和态度外，毫无其它意义或用途。人们不可能真正诉诸于非个人的标准，因为不存在这样的标准。我们当然可以自认为是在诉诸这类标准，其他人也可以如此认为，但实际上这种想法永远是错的。不同道德论述的唯一实质就是一方试图使另一方的情感、态度、偏好和选择与自己的相一致。他人永远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如果用情感主义者的眼睛来看，社会生活象什么样子呢？如果情感主义被人们广泛地预先认定是真理，社会生活又是什么样子呢？对这些问题的一般性答案目前是清楚的，但是答案中有关社会具体情况的内容却部分地取决于各特殊社会背景条件的性质；也就是说，当人们抹煞操纵的和非操纵的社会关系的区别时所处的社会背景条件的不同，当这种抹煞所服务的具体而特殊的利益不同时，这种答案中有关社会具体情况的内容也是不同的。威廉·加斯提出，亨利·詹姆斯在其《一个妇人的画像》中，主要关心的是审察在欧洲某种特殊类型的富人的生活中抹煞这种区别时所造成的后果。也就是说，这本小说结果变成了一种考察，用加斯的话来说，它成了对“作为消费人的人意味着什么，作为被人消费的人又意味着什么”^[1]的考察。这种“消费”隐喻的恰当含义要结合社会背景条件来理解；詹姆斯写的是富有的审美者，这些人的兴趣就在于想方设法对他人做些事情，以此来满足自己的愿望和百无聊赖的趣味，避免厌烦——一种现代闲暇的典型特征。这些人的期望可能是仁慈的，也可能是不仁慈的。该书中有的角色以期望他人幸福美满来自娱，有的角色则全然不顾他人好坏而只追求私欲的满足（如拉尔夫·塔奇特和吉尔伯特·奥斯蒙德之间的不同就表现了这种差别）。但是对于詹姆斯来说，这种差别并不象以道德工具主义为主旨、操纵利用他人的风气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环境与不存在这种风气与主旨的社会环境（如《欧洲人》中描写的新英格兰社会）之间的差别那么重要。当然，詹姆斯关心和涉及的只是一个有限的和仔细鉴定了的社会环境，只是处于具体时间地点中的某种特殊类型的富人。至少在《一个妇人的画像》中，他是如此表现的。但是，这决不减少他的审察所获得的成就的重要性。事实上，《一个妇人的画像》将在道德评论的一个悠久传统中占有一个关键位置。这一传统中的早期成员是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和克尔凯郭尔的《非此即彼》。这种统一的传统得以形成的先决条件是这些人的条件：在现实世界中他们除把现实世界看作是与个人意志相冲突的地方外，看不到任何其它东西；他们每个人都有一套自己的态度和偏好，在这种人看来，社会完全是各个个人满足自身欲望的竞技场，现实不过是各个个人追求享受中的一系列机会，个人的最终敌手就是厌烦。年轻的拉摩，克尔凯郭尔笔下的“A”和詹姆斯笔下的拉尔夫·塔奇特把这种审美态度置于非常不同的环境中，但可看出这是同一种审美态度，甚至那些环境也有某种共同之处。它们是这样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在闲暇背景下产生了享受问题，在这种环境中，大量的金钱产生了与必要工作的社会距离。拉尔夫·塔奇特是富有的，“A”生活舒适，拉摩则是依附于其阔绰主顾和顾客的寄生虫。这并不是说克尔凯郭尔所说的“审美的”领域仅限于富人及其近邻；我们其他人在幻想和渴望中也常常具有与他们同样的态度。这也不是说全部富人都是塔奇特、奥斯蒙德或“A”。但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必须充分理解那操纵的与非操纵的社会关系之间的区别，即被情感主义抹煞的社会背景条件，我们就应该同时也考虑到某些其他社会背景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