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证道德合理性的启蒙运动为什么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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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 《德性之后》

出版日期:199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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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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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论证道德合理性的启蒙运动为什么失败

至此为止,我把论证道德合理性运动的失败只表述为一系列特殊论证的失败;如果这就是问题的全部,那么人们也许会以为毛病仅出在克尔凯郭尔、康德、休谟、斯密和他们的其他同代人所作论证的不够机敏上,因此一个适当的战略就是期待更强有力的思想家来处理这一问题。而这正是学院哲学界的战略,尽管很多职业哲学家都有点不愿承认这点。但是,假设事实上,18和19世纪中上述运动失败的性质事实上并非如此呢?这种假定是很有道理的。设想克尔凯郭尔、康德、狄德罗、休谟、斯密及其他相类似者的论点的失败,是由于他们共同具有的极其独特的历史背景的某种共同特点造成的。假定我们不把他们理解为对道德的某种承担争论的有益贡献者,而只视为某种很特殊的具体道德信念体系的继承者,而这种体系内在无条理性使得一种哲学运动一开始就必然失败。

我们先来探讨一下这一运动的参加者们所共有的某些信念。如前所述,在那构成真正的道德戒律的内容和特性问题上,他们之间有着惊人的一致。狄德罗的理性主义“哲人”(philosophe)与克尔凯郭尔的判官威廉(Wilhelm)一样,都从未对婚姻家庭问题提出过任何疑问,而守信和正义在休谟处与在康德那里同样不可违背。他们从何处承继了这些共同信念呢?显然是从他们共有的基督教历史,尽管其间有偏差之处:康德和克尔凯郭尔的路德教、休谟的长老会、狄德罗的詹森派影响的天主教背景。但与他们背景条件中的共同之处相比,这些差异无关紧要。

在道德特性问题上采取广泛一致意见的同时,他们对什么是对道德的合理论证这一问题也有共同见解。他们都认为,这种论证的关键前提是描述人性的特征;道德规则须被解释和证明为能期望一个具有这种人性的存在者接受的规则。在狄德罗和康德那里,这种人性的特征被表述为激情,在康德处,它被表述为理性的某些规则的普遍而又绝对的特征(当然,康德否认道德“以人性为基础”,但他所说的“人性”仅指人心理上的非理性的东西)。到了克尔凯郭尔,已全然放弃了论证道德的企图,但他的道德理论与康德、休谟、狄德罗的恰恰有着同样的结构,其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在后者诉诸于激情或理性的地方,克尔凯郭尔乞灵于被他看作基本抉择特性的东西。

因此,所有这些思想家们共同参加了构建道德有效论证的运动,即从他们所理解的人性前提出发,推出关于道德规则、戒律的权威性结论。我要指出的是,任何以这种形式出现的论证都必然失败,因为在他们所共有的道德规则、戒律的概念和他们共同的人性概念(尽管他们之间也有较大差别)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不一致。这两种概念都有其历史,它们之间的关系只有依照这个历史才可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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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麦金太尔.德性之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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