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运动论证失败的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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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德性之后》

出版日期：1995-01

字数： 14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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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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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启蒙运动论证失败的某些后果

现代道德理论中的问题显然是启蒙运动的失败造成的。一方面，摆脱了等级制度和目的论的各个道德行为者把自身构想为个人道德的权威统治者——道德哲学家们也如此构想作为道德行为者的个人。另一方面，必须为已部分改变了的道德规则找出某些新的地位，因为继承而来的道德规则已被剥夺了其古老的目的论特性，剥夺了作为一种终极神圣律法的表达的更古老的绝对特性。如果不能为这些规则找到一种新的、可使它们成为合理诉诸物的地位，那么对它们的诉诸便会仅仅成为个人欲望和意志的工具。由此产生了一种必须证明道德规则的正确性的压力：要么为之发明某种新的目的论，要么为之找到某种新的绝对地位。前一方案使功利主义成为现代的重要理论，后一方案则使所有试图追随康德、把诉诸道德规则的权威性建筑在实践理性性质基础上的理论显得十分突出。我将要论证的是：这两种努力过去都失败了，目前仍在失败着；但是，在哲学家们力图使它们成功的过程中，却完成了某种社会的和理智上的转化。

边沁的最初表述就他所面临问题的性质和尺度而言提出了一种敏锐的见解。他那富有革新精神的心理学提出了一种新的人性观点，在这种观点启示下，可以清楚地表述如何对道德规则赋予新的地位这一问题；并且，边沁毫不畏缩地承认，他就是在赋予道德规则一种新地位，就是在赋予关键道德概念以新的意义。根据他的观点，传统道德中充满了迷信，我们只有理解到人们行为的唯一动机就是趋乐避苦，才能讲出摆脱偏见迷信的道德原则，而对最大幸福和没有痛苦的期望为这种原则提供了目的。边沁把“快乐”作为一种感觉的名称，恰象“痛苦”一样；这两种感觉之间的不同仅表现在数量、强烈程度和持久性上。这种虚假的快乐观之所以值得引起注意，仅因边沁功利主义的直接后继者们非常易于把上述观点视为功利主义所遇困难的主要源泉。因此，边沁的继承人们并不总是能够充分注意到他从心理命题向伦理命题转化的方式。边沁的心理命题表明，人类有且仅有两种动机，他的伦理命题则表明，在任何既定条件下，当我们必须在两种行为或政策之间进行选择的时候，永远应该选择可以产生最大数量的最大幸福的行为或政策——可以导致最大可能数量的幸福和最小可能数量的痛苦的行为或政策。根据边沁的观点，只有摆脱了偏见迷信和受过教育的头脑才能认识到，由我的趋乐避苦心理所支配的对幸福的追求与对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追求实际上是完全一致的。但是，社会改革家的目的是重新构建社会秩序，以使那些由偏见迷信支配的对幸福的追求也将为最大多数人造成最大幸福；正是从这一目标出发，边沁提出了众多立法和刑事方面的改革方案。请注意，即便在诸如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格兰那种未经改革的法律和社会秩序中，如果不是出于对自身当时当地幸福的开明关注所导致的对最大幸福的坚决追求，社会改革者自己也不可能发现为某一特定任务而不为其他任务奋斗的动机。这是一个经验上的断定，它是否真实呢？

当首批边沁主义追随者和当时显然是最卓越杰出的思想家同时热烈拥抱边沁学说时，约翰·斯图特·密尔却清楚地表明，上述断言至少对他来说是不真实的，这造成了一场精神上的崩溃。密尔的结论是，需要加以改造的恰是边沁的幸福概念，但他的真正成功之处在于提出了如何从心理中引出道德这一问题。这种“引出”为边沁的新自然主义目的论提供了全部合理性基础。毫不奇怪，当边沁主义中的这一致命失败被认识到之后，它的目的论内容就变得越来越贫乏了。

约翰·斯图特·密尔提出的边沁的幸福概念须加以补充这一论点无疑是正确的，在《功利主义》一书中，他试图对“较高的”和“较低的”快乐作出一种关键的区分，在《论自由》以及其他一些著述中，他把人的幸福的增加与人创造力的扩大联系在一起。但是，他这些修订的要旨在于暗示：人的幸福这一观念不是一个单纯统一的观念，不能为我们的关键选择提供标准——这一暗示是正确的，但任何边沁主义者不论怎么改造自己的观点也不会承认它。如果某人以边沁和密尔的精神提出，我们应在对自身将来快乐或幸福的期望的指导下来进行选择，那么恰当的反驳是质问：“应该用哪种快乐、什么幸福来指导？”因为有那么多可令人享受的行为，那么多不同方式都可达到的幸福。并且，幸福或快乐并不是仅以这些行为和方式为手段来造成的某种精神状态。“喝吉尼斯饮料的快乐”不是“在天鹅海滨游泳的快乐”，而且游泳和喝饮料也不是达到同一目的状态的两种不同手段。修道生活所特有的幸福不同于军旅生活所独具的幸福。这是因为，不同的快乐和幸福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通约的：不存在任何可用来衡量它们质量和数量的尺度。因此，诉诸于快乐标准并不能告诉我去喝饮料还是去游泳，诉诸于幸福标准也不能作出当修士还是当战士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