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中普遍概括的特征及其预言力量的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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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 《德性之后》

出版日期:199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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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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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社会科学中普遍概括的特征及其预言力量的缺乏

管理技术知识的正确性在于一种得到证明的社会科学概念。这是因为,它使类似法则的普遍概括有了强大的预言力量。因此,初看起来,管理技术知识的主张似乎是易于被认可的。而恰是这种社会科学的概念支配了社会科学哲学达二百年之久。按照这种因袭的说法(从启蒙运动通过孔德和密尔到亨佩尔),社会科学的目标就在于以类似法则的普遍概括来解释社会现象,这类概括在逻辑形式上与那些用于一般自然现象的普遍概括并无不同,也恰是这类普遍概括是管理专家必定要诉诸的。然而,这种说法似乎意味着,社会科学几乎没有或可能完全没有成就(当然,肯定并非如此)。因为这些科学方面的明显事实是,并没有发现任何类似法则的普遍概括。

当然,确实偶尔也有人主张:至少,一种支配人类行为的真正法则已被发现;唯一的问题是那些被断定的法则,例如,菲力浦的经济曲线,G.C.霍曼的“倘若一团体的成员之间在经常接触中相互影响,彼此喜欢的情感会在他们之间生长起来,并且这些情感将进而导致一种比接触更深刻的相互影响”等,都被证明是虚假的。就霍曼所表述的情形而言,斯坦尼斯拉夫·安德斯克犀利指出,它是如此虚妄,以至除了被社会科学的因袭哲学占据头脑的专业社会科学家之外,从没有任何人打算相信它。因此,假定社会科学中这种因袭哲学断言,社会科学家的任务是制作类似法则的普遍概括,再假定社会科学并没有制作这种普遍概括,那么,人们可能希望他们能看到,许多社会科学家对这种社会科学的因袭哲学的敌视和反对态度。但这种情形肯定没有出现。这并不奇怪,它有一个很充分的原因。

如果社会科学不以类似法则的普遍概括的形式来描述它的研究结果,那么,政府和私人公司雇用社会科学家作为专家顾问的理由就会变得模糊不清,管理技术知识的观念也要陷入危机。因为社会科学家作为专家顾问或管理者的主要作用就在于能预言到各种可选择政策的后果,但假如他的预言不是从类似法则的普遍概括的知识中推导出来的,那么社会科学家作为预言家的形象就成问题——事实如此,也应当如此,因为就能凑合起来的记录而言,社会科学家作为预言家的记录确实不妙。在“滞胀”[1]发生以前,没有一个经济学家预见到了;金融理论家的著作在预言通货膨胀的正确率方面,已明显地失败了[2];D.J.C.史密斯和J.C.K.阿什已经表明,1967年以来,依据最复杂的理论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供的预测,还不如运用常识或下述幼稚预测方法来得成功,即以前十年的平均增长率为指导,或假定后六个月的通货膨胀率将相似于前六个月。[3]人们还可以继续添加关于经济学家的无能预言的例证。在人口统计学方面情况更糟,但总的来看,这是不太公允的,因为经济学家和人口统计学家至少以系统地方式把他们的预言记录在册,而大多数社会学家和政治科学家对他们的预言没有任何系统的记录。那些毫不吝惜地散发预言的未来学家中,极少有人(如果有这种人的话)提到他们的预言在后来的失败。确实,在多伊奇、普拉特和森戈尔斯所写的臭名昭著的文章[4]里,列举了62项被断定为社会科学的主要成就。使人印象深刻的是,被列举的有关理论的预言力量,没有一个是以统计学术语确定的——就作者的观点而言,这是一种聪明的谨慎。

社会科学在预言上的无能和它们没有发现类似法则的普遍概括,显然是同一条件下的两个症状。但这个条件是什么?我们是否应直接得出这样的结论:预言的无力强化了为社会科学的因袭哲学和那些事实——社会科学家所获得的东西和没有获得的东西——的结合隐含的结论;即,社会科学家实质上没能完成自己的任务?或者,我们是否应当对社会科学的因袭哲学及那些寻求得到政府和公司雇用的社会科学家的技术知识的内容发问?我所要揭示的是,由于受到系统地误解,我们和许多社会科学家都无从认识到社会科学的真正的成就。让我们看看以下四个被当代社会科学家提出的饶有兴趣的普遍概括。

第一个是詹姆斯·C.戴维的著名论题(1962年):这个论题把十九世纪法国政治家托克威尔对法国革命的观察一般化为关于阶级革命的普遍概括:法国革命的发生,先是造反叛乱,期望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但接踵而至的是挫折失败,这时期望在继续增长,但却突然地全部落空。第二个是纽曼的普遍概括:高层楼房里的犯罪率随层数增加而上升,但在楼房达到十三层以上则开始下降。[5]第三个是比特[6]的发现。他发现,人们对由警察工作体现出来的法律意义的理解与对由法庭和律师体现的法律的同样意义的理解是不同的。第四个是罗沙林德和法拉本德提出的论点:最高度现代化社会和最少现代化的社会是最稳定和最少暴力的社会,而那些在现代化进程中处于中间状态的社会,最易于产生不稳定和诉诸政治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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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麦金太尔.德性之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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