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各类德性到德性及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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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德性之后》

出版日期：1995-01

字数： 16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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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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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从各类德性到德性及德性之后

大约在本书的开初部分，我曾提出：如此多的当代道德争议的无休无止和无法解决的特征是从各种异质的和不可通约的概念衍生出来的，这些概念是这场争论的参加者所持的大前提。在这些杂陈的概念中，各种各样的德性概念与诸如功利和权利的现代概念较量角力，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发挥着作用。但是，不管是与其他道德概念相关的德性概念的地位问题，还是哪种气质应列入德目表的问题，以及对具体德性的要求，人们都缺乏任何明显的一致意见。当然，在特定的现代亚文化中，德性的传统体系的观点仍然存在。但是，当代公共辩论的状况致使这亚文化中有代表性的观点在参加这一辩论时，极易被解释为并且是错误地解释为是多元的，而多元的状况有使我们难以应付的危险。这种错误的解释是从中世纪后期到现代这一漫长历史的产物。在这段历史期间，主要的德性发生了变化，个别德性的概念发生了变化，甚至德性概念本身也不再和从前一样了。这些变化几乎是必然的。正如刚才我在前几章所主张的，为一种传统的德性论提供了必要背景的两个概念，即叙述的整体概念和实践概念，也在这同一时期内被替换了。从奥尔巴赫到加德纳的文学史家追溯了叙述的文化地位逐渐削弱的过程，而且对叙述的解释方式也发生了变化，直至象萨特（我对他的观点已有讨论）、威廉·加斯这些不同的现代理论家，得以把叙述的形式理解为不是把讲故事和人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而恰恰是把叙述与生活分割开，并把它限定在被看作是分离的和有区别的艺术领域里。

艺术与生活的差异甚至对立（它事实上常常被这些理论家作为前提而非结论），为艺术（包括叙述）免除了道德上的任务。现代性将艺术变为基本上是少数人的活动和兴趣这样一种状况，这就进一步使我们难以对自己作任何叙述性的理解。不过，由于在生活本身未被排除的情况下，叙述性的理解也不可能最终地和完全地被排除。所以这种理解继续在艺术中反复出现：在19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中，在20世纪的电影中，在每天早晨报纸上为阅读提供条理性的压缩了一半的背景材料摘要中。然而，把人的生活当作叙述整体来思考，是一种与现代文化中占支配地位的个人主义和官僚主义模式格格不入的思维方式。

而且，象我已经努力推断的那样，一种具有内在利益的实践概念，也同样被移到了我们生活的边缘。我初次介绍这个概念时，根据的是艺术、科学和竞赛方面的例子，并指出，家族、家庭、部落、城市和王国等人类共同体的创建和重建，是在与古代和中世纪相同但与现代世界不同的意义上，被视为实践的一种类型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政治是一种具有内在利益的实践活动，而在詹姆士·密尔看来却不是。此外，现代世界大多数居民所做的工作的性质，不能理解为是一种具有内在利益、并有极好理由的实践的性质。现代性诞生的一个关键时刻是生产走出家庭。只要生产劳动存在于家庭的结构中，就很容易也很正确地可以把劳动理解为是支撑家庭共同体并支撑家庭所继而支撑的那些更大范围的共同体的要素。当劳动发展到走出家庭并为非人格的资本服务的程度时，劳动的范围就倾向于除了一方面为生物性的生存和劳动力的再生产服务，另一方面为机构化了的贪欲服务外，和别的一切事物都分割开来了。贪欲（Pleonexia）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是一种罪恶，现在却成了当代生产活动的动力。主要体现在上述劳动中（例如以生产流水线为基础）的目的—手段关系，显然是外在于劳动者所寻求的利益的；这种劳动当然也被排除在本身具有内在利益的实践范围外。相应地实践也接着被排挤至社会和文化生活的边缘。艺术、科学和竞赛只被少数专门家理解为是劳动；我们其余的人则只能在余暇时间作为旁观者或消费者来获得一些附带的好处。在以前从事一种实践活动的观念曾有社会重要意义的地方，如今审美的消费观念取而代之。至少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如此。

因此，依靠和通过这个历史过程，审美者，官僚机构管理者（组织现代工作的最基本的工具）及其他们的社会类似者成为现代社会主要的特性角色（我在第三章里曾简要描述这一过程），也正是这同一个历史过程，把对人类生活的整体的叙述性理解和实践概念的驱逐到现代文化的边缘。这个历史的一方面是社会生活方式的转变：市场、工厂，最终是官僚机构不断重新确立了对个人的支配。而个人本身有时被看成是独立的、有理性的人，自己为自己确定道德立场的人；有时又被看成环境的不正常产物，他的幸福是为别人设计的。这个历史的另一方面恰恰是德性在概念上和实践中的转变。我现在就来谈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