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论两种文化及有关文学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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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 《美学论丛 4》

出版日期:198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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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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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论两种文化及有关文学理论问题

列宁提出的两种文化的理论,和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阐明的改造、吸收人类全部文化的原理,是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组成部分,它对于我们批判地继承古代文学遗产,正确评价当代中外文学,具有原则性的指导意义。列宁运用这一原理对历史人物、作家的生动有趣的论述,给人们以极大的启发,也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俄国革命失败后,工人运动出现了一个低潮。反动派的镇压,知识界的颓废情绪,悲观厌世思想的泛滥,社会民主工党党内不坚定分子的叛变与分裂,标志着思想领域中的冲突将进一步加剧。从一九〇七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列宁不仅在政治上、组织上,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哲学上、文化思想上,与形形色色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艰巨的斗争。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革命是镇压不了的。一九一一——一九一二年间,俄国工人运动又在高涨起来。一九一二年八月,列宁在给高尔基的信中说到:“俄国正出现革命的高潮。”[1]次年年初,列宁又向高尔基谈到,“工人群众中的革命情绪无疑在高涨”。[2]与此同时,俄国反动派也未放松从思想意识方面腐蚀毒害工人群众,而民族主义、“民族文化”,就是资产阶级这时向无产阶级发动进攻的又一手段。一九一二年年底一九一三年初,在西欧好些国家,沙文主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宣传,一时甚嚣尘上。列宁曾在《对谁有利》这篇短文中,揭露了帝国主义反动派利用沙文主义、“爱国主义”、文明、祖国、进步等这类口号,煽起民族主义情绪,欺骗人民,以网罗炮灰,推行侵略政策。在沙文主义、民族主义瘟疫的蔓延中,俄国反动派也不甘落后,自由资产阶级竭力挑起民族纠纷,鼓吹“民族文化”口号,激起了一股反对民主,维护一切帝国主义、民族主义、沙文主义以及一切黑暗势力的潮流,以转移人们对民主制和社会主义等问题的注意;右派、教会主教这类人物,同样标榜“民族文化”。而工人政党内部的机会主义分子,如崩得[3]分子、取消派,步自由资产阶级、黑帮教权派后尘,鹦鹉学舌,也是声嘶力竭地高喊“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化自治”,等等。

一九一三年六月,列宁就指出,从社会民主工党的观点来看,直接或间接地提出“民族文化”的口号,都是不允许的,“民族文化”是个资产阶级的口号。同年九月,列宁指出:“黑帮民族主义的猖獗,自由资产阶级中间民族主义倾向的增长,被压迫民族上层分子中间民族主义倾向的加强,使民族问题在目前提到了显著的地位。”[4]而民族问题在当时的主要表现之一,即“民族文化自治”,这是“最精致的因而也是最有害的民族主义,就是用民族文化的口号来腐蚀工人”。[5]因此,在理论上阐明民族文化的问题,就成了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斗争的一个重要环节。

一九一三年十月——十二月间,列宁写了《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一文。他针对民族文化的口号提出了两种文化的著名原理。他说:“每个民族的文化里面,都有一些哪怕是还不大发达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因为每个民族里面都有劳动群众和被剥削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但是每个民族里面也都有资产阶级的文化(大多数的民族里还有黑帮和教权派的文化),而且这不仅是一些‘成分’,而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因此,‘民族文化’一般说来是地主、神甫、资产阶级的文化。”[6]

列宁提出的这一原理,十分重要。第一,他把阶级斗争、阶级分析的方法应用到了民族文化领域。民族的形成是有一个历史过程,在同一个民族中是存在不同的阶级的。不同阶级的人们,由于其社会地位互不相同,他们的生活、习惯,甚至用语也各自相异,而判若两个民族。因此列宁又说:“每一个现代民族中,都有两个民族。”[7]关于这点,恩格斯在他的早期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也谈到过。恩格斯指出,英国工人阶级和英国资产阶级是“完全不同的人”,“工人比起资产阶级来,说的是另一种习惯语,有另一套思想和观念,另一套习俗和道德原则,另一种宗教和政治。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他们彼此是这样地不相同,就好象他们是属于不同的种族一样。”[8]由于人们社会地位的对立,民族划分为阶级,因此不同阶级的文化、思想也都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没有统一的“民族文化”,民族文化从来不是一种“单流”的文化。在民族文化里,有剥削阶级的文化,压迫阶级的文化,同时也有被剥削阶级的文化、劳动群众的文化。在广大人民被奴役的社会里,反动统治阶级所标榜的“民族文化”实际上就是地主、神甫、反动资产阶级的文化。因此,这里的“民族文化”是一个笼统的口号,是一个掩盖了阶级实质的文化口号。这样,列宁的这一论述,就一针见血地揭穿了俄国的黑帮教权派、自由资产阶级以及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分子所散布的“单流”的“民族文化”的谎言。比如,当时的乌克兰主教尼康,要求让乌克兰的“民族文化”得到发展。列宁指出,教会主教这种人所以关心发展“民族文化”,目的并不是为了摆脱民族压迫,而是准许他“用乌克兰语宣传黑帮反动主张”,[9]去剥削本民族的劳动群众,去压迫其他民族。至于自由资产阶级鼓吹“民族文化”,目的在于“钝化、愚弄和分化工人,使工人听任资产阶级摆布”。“资产者的全部利益要求散布超阶级的民族文化的信仰。”[10]被剥削阶级和劳动群众则有自己的文化,这种文化是和黑帮教权派、自由资产阶级的文化截然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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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美学论丛 4[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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