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朴子内篇（白话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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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抱朴子内篇今译》

出版日期：199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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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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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儒家、道家孰先孰后。抱朴子回答说：“道家是儒家的根本；儒家是道家的枝末。先人认为阴阳家之术，忌讳繁多，使人拘束畏惧；而儒家的学说虽博众但要点少，辛劳学习但功效甚微；墨家的学说节俭而难以遵循，不能完全应用；法家的学说严苛而绝少恩义，伤害仁义道德。唯有道家的教化，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集儒家墨家的优点，包名家法家的要旨，随时势而演变，应事物之变化，意旨简约而又容易明了，要求做的事少而功效多，务在保全事物本原的淳朴，持守真正的源头。而班固却因为太史司马迁把黄帝、老子的学说放在前面而后撰述儒家六经，便说司马迁是错误的。司马迁的多闻博识，旁综幽隐，能淘汰事物的好坏得失，核实古人的邪正是非。他的评论，实在是本原于自然，他的褒贬，都是切中最重要的道理。他的《史记》不夸大好的事实，不隐去坏的现象，不雷同地迎合世俗。刘向是著名于当世的学识渊博贯通古今的人，他称司马迁的《史记》为实录；那么班固所说的，就不足为据了。班固实在是个纯粹的儒生，他不深究道意，只是玩味在他的学问里，难以公正地看问题。所谓道，难道只是包括养生之事而已吗？《易》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又说：《易》中有四种圣人之道，如果不是适合行道的人，道不会白白显现。还有，对于政治清明，社会安定太平，人们就说它是‘有道’，国家危急，君主无德，就说它是‘无道’。还有，坐而论道，称为三公；国家‘有道’的时候，连贫贱的人也懂得羞耻。凡是涉及‘道’的，上自天地，下及万物，没有不由它产生的。只不过黄帝、老子的学说把握的是它的根本，儒家、墨家研究的是它的枝末罢了。当今世上所推举的有道的人，大都博通古今，能仰观天象，俯察地貌，历经变故，涉及微妙，通达兴亡的时运，明白大治和大乱的情况，心无所惑，问无不答，他们何必一定要修炼长生不老之术，羡慕赤松子、王子乔的榜样呢？而那些管窥道家的诸儒生，凭自己的主观臆断胡说八道，听说有住在山林间，效法老子事业的人，就诋毁讥笑人家说，那不过是小小道术罢了，算不了什么。啊！这些人正是所谓抱着萤火虫一样的烛光躲在四面是墙的狭隘简陋的屋中，看不见天光的灿烂；与鲉虾在脚迹窝深的水中为伴，不知道四海的浩瀚；只看重江河的深邃，却不知发源它们的是昆仑山；只珍视黍稷的收获，却不知孕育它们的是丰厚的土壤。当今的人只知道推崇儒术，却不知形成就它的是‘道’。‘道’，是来陶冶百家，铸造天地，孕育万物，酝酿伦常的。世间浅薄短见的人多，而深远卓识的人少，少不胜多，由来已久了。所以太史公司马迁虽深远卓识却不受称誉，班固虽见识短浅却不受纠劾。然而物以稀为贵，以多为贱，反映在人事上，何独不是如此呢？所以藜藿弥满荒原，而芝英不显于世；枳棘覆盖田野，而大木间或突出其中；沙砾无数，而珍珠璧玉甚少；鹰鸟群飞，而鸾凤很少出现；毒蛇蜥蜴遍布渊薮，而虬龙却难得见到；班固等儒生同党众多，本来是有道理的。‘道’，内可以用它治命修身，外可以用它治理国家。它能使日、月及五星遵循法度，阴阳二气以示中和，四季不失冷暖节令，风雨不带来损伤作物的灾害，风调雨顺表现出天天太平的征兆，醴泉彰示德政和谐融洽的符命，颓风虹霓停止了妖害，暴风乌云不起，商羊也收敛起它的翅膀。太阳高高照耀，好的庄稼收成，疫病不流行，祸乱不发生，沟堑堡垒勿须设置，干戈釜钺不必动用，不用商议事情就能办妥，不用相约人们就能守信，不用结盟就关系牢固，不用谋划事情就能成功，不用奖赏人们就能受鼓励，不用惩罚纪律就会严整，不用强求有些东西也能得到，不用禁止坏事也会终止。居上位，人们不把他看得很重；居前位，人们也不对他感到担心；号令还未发出，风气就已经变化；法令还未施行，习俗就已经改变了。这大概就是‘道’治世的成效了。所以，‘道’兴的时候，三皇五帝就是垂衣拱手，也还绰绰有余；‘道’衰的时侯，衰世的人疲于奔走也是远远不够。唯有有余，所以以无为而治而化行善事；唯有不足，所以刑法严厉而奸邪繁多，黎民百姓怨恨于下，皇天威灵震怒于上：或洪水横流，或久晴不雨，烈日赤地，或山谷震变，或冬天打雷，夏天下雪，或流血浮起漂桨，尸体堆成高丘，或坑杀上万的降卒，或析骸以爨，易子而食，城墙愈高攻城的战车愈精巧，护城河愈深攻城的云梯愈巧妙，法令严明而盗贼更多，盟约频繁而叛乱更甚。好比风波惊骇而鱼鳖在深潭中受扰，纤罗密布而羽禽在沼泽边躁动，豺狼众多而走兽在森林中疾奔，灶火猛烈而小鱼在锅鼎中煮烂。君臣易位的有，父子同室操戈的也有，然后忠义之臣成名于国家危急关头，孝子得誉在家庭破败之时。疾病灾疫发生，巫医就会显得珍贵，道德沦丧，儒家墨家才会受到重视。由此看来，儒家道家孰先孰后，可得定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