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分配与所有制关系若干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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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 《刘国光集》

出版日期: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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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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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分配与所有制关系若干问题的思考

一 从邓小平关注分配问题谈起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改革理论中,人们注意到他对分配问题的关注。如在论述社会主义本质时,他先从生产力方面讲了社会主义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然后又从生产关系方面讲了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生产关系落脚在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这是属于分配领域的问题,要通过社会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才能体现出来。

邓小平又多次讲过,社会主义有“两个根本原则”“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个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一个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第二个“重要方面”或“根本原则”讲的属于分配领域,同“本质论”所讲的“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完全一样。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本质、根本原则,作了精神一贯的许多表述。他讲的东西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的构成要素,如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公有制为主体、消除两极分化等。就是说,没有这些东西,就构成不了社会主义。但在这些要素中,他又特别强调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的要素。比如说,社会主义改革的任务当然是要发展生产力,但是如果单单是发展生产力,而不注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设和改进,那么社会主义改革也是难以成功的。非常典型的一句话,“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1],很鲜明地说明了这一点。GDP哪怕增长得再多再快,也不能改变这个结论。这证明分配关系这一要素,在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改革理论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

邓小平假设的“改革失败”,不是指一般改革的失败,而是讲社会主义改革的失败,或者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的失败。因为社会主义是必然要有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的要素的。很可能生产力一时大大发展了,国家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了,GDP也相当长时期地上去了,可是生产出来的财富却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2],大多数人不能分享改革发展的好处。这样一种改革的结果也可以说是一种改革的成功,可是这绝不是社会主义改革的成功,而是资本主义改革的成功。

很明显,共同富裕、消除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最简单最明白的目的。这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改革区别于资本主义改革的最根本的东西。

“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也是社会主义的构成要素。社会主义绝不等于贫穷,绝不能满足于不发达,这是常识。任何一个消除生产力发展桎梏的新的社会生产方式,包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一定时期,都有“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作用。但不是任何一种社会生产方式都能够解决“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的问题。只有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才能做到这一点。中国由于生产力落后、经济不发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也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这是顺理成章的、非常正确的,但这不是社会主义的终极目的。社会主义的终极目的是人的发展,在经济领域的目的是人们共同富裕。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中,特别强调“共同富裕”这一要素,他说的“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3],就说明了这一点。所以在理解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内容时,绝不可以仅仅重视发展生产力这一方面,而不更加重视调整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这一方面。

邓小平重视社会主义分配问题,这是他毕生为社会主义奋斗的心血结晶,越到晚年他在这方面的思绪越不断。他在临终前曾对弟弟邓垦说:“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4]这些有着丰富内涵的警句,实在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研究。

当然,邓小平不只是重视社会主义分配关系即消除两极分化问题,他更为重视与分配有关的整个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特别是所有制关系问题。在他看来,避免两极分化的前提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他说:“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5]他又说,“基本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归集体所有,就是说归公有”,“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几千美元的时候,我们也不会产生新资产阶级”[6],也是这个意思。所有制关系决定分配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极其深刻的一条原理,有着极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政策意义。我们有很多同志往往没有注意这一条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政治经济学原理,本文后面还要论及这条原理。我想在这里提醒一下,让我们大家都来注意这一条真理、学习这一条真理。

二 正确评估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形势

改革开放以来,在分配领域,我们党遵循邓小平同志的正确思想,克服了过去在实行按劳分配原则中曾经有的平均主义倾向(过去也不能说完全是平均主义,按劳的差别还是有的,但是平均主义倾向相当严重),实行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带动大家共同富裕的方针。经过将近30年的改革实践,社会阶层分化,收入差距大大拉开,但还没有来得及进行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这对于经济的大发展,暂时是有利的,同时也带来深刻的社会矛盾,引起公众的焦虑和学者的争论。

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是中国现在贫富差距是否已经扩大到“两极分化”的程度。这个问题,邓小平为了提醒、警告,曾经作为假设,一再提出过,并没有预计这种假设一定会变为现实。因为邓小平把这个假设提到突出的政治高度,所以问题就非常敏感,争论也非常激烈,往往各执一端,谁也说服不了谁。

当前中国社会贫富悬殊是否达到“两极分化”,主要有两种意见。肯定的一方忧国忧民,列举一些事实和数字,应用国际上通用的指标,如基尼系数、五等分或十等分分配比较法等来加以论证,并用社会上一方面穷奢极欲的消费、另一方面生计困难进行对比的事实来验证说明:两极分化已被邓小平同志言中,希望尽快地改变这种状况。否定的一方则认为,现在虽然富者越来越富,但贫者并不是越来越穷,而是水涨船高,大家都改善了生活,否认国际上通用的指标适用于中国,断言基尼系数的提高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可改变的必然趋势,认为提“两极分化”是故意炒作,反对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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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刘国光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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