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发展中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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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中国经济发展的世界意义》

出版日期：2020-06

字数： 2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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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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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改革开放发展中的城市化

一引言

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史无前例的高速经济增长。在1978—2018年期间，中国的实际GDP年平均增长9.4%，是这一时期世界上最快、持续时间最长的增长速度。不容忽略的是，同一时期中国的城市化速度也是世界上最快的。

这一期间，中国城市化率从17.9%提高到59.6%，每年以3.1%的速度提高，不仅远快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0.33%）和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1.39%），也明显快于更具有可比意义的处于相同人口转变阶段的“晚期人口红利国家”平均水平（1.75%）^[1]，以及处于相同经济发展阶段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1.65%）。这个时期世界城市人口的增量，25.6%的贡献来自于中国。而中国这个时期的城市化与经济增长是紧密相关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前者是后者的实现方式，把人口红利这一必要条件兑现为现实的经济增长。因此两个“奇迹”其实是同一个事物。

一些关于中国高速增长的研究，或者无视这一增长的必要条件^[2]，降低了自身对于中国经济长达40年高速增长的解释力；或者干脆否认存在这样的必要条件^[3]，致使不顾一次次判断失误，乐此不疲继续唱衰中国经济^[4]。不仅如此，不能恰当地找出中国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还导致过度强调经济增长的需求视角，而忽略供给视角，至少从两个方面造成对中国经济的误读和错判。

第一，不能准确认识中国在二元经济发展阶段所具有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以及这种禀赋被转化为比较优势的中国特色方式，在面对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获得的国际竞争力时，国际上一些经济学家不惜质疑甚至尝试修正信仰了200年的比较优势原理^[5]，或者干脆放弃自己不言自明“坚信自由贸易”的誓言。由此，把世界经济不平衡或者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社会的两极化归咎于中国的发展模式，在民粹主义政治和保护主义政策倾向日趋增强的情况下，形成针对中国的经济贸易摩擦。

第二，不能准确认识中国高速增长的供给侧驱动力及其伴随发展阶段发生的变化，在面对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情况下，一些中外经济学家倾向于从需求侧寻找答案，或者得出需要把经济增长拉动力从出口转向消费这样道理不偏，却不直接对症的建议；或者得出需要政府加大对投资的刺激力度这样的结论，冀图靠需求回归以前的增长速度。基于这类有意无意忽略经济增长供给侧因素，无视发展条件及其变化的认识，所提出的政策建议无异于缘木求鱼。

了解改革开放时期与人口转变这一特殊阶段的高度重合，可以更好地认识中国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在1980—2010年期间，中国的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以年平均1.8%的速度增长，而该年龄之外的依赖型人口则基本处于零增长状态（-0.2%）。两类人口增长形成的这种剪刀差态势，同时也表现为人口抚养比的持续下降，创造了这个时期独有的人口机会窗口。

中国这一得天独厚且机不可失的人口红利，并不只是表现为劳动力的充足供给，而是体现在描述经济增长的总体生产函数等式右边的几乎所有解释变量中。首先，较低且持续下降的抚养比有利于实现高储蓄率，而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则延缓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发生，从而使资本积累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其次，有利的人口因素确保了劳动力数量充足和质量改善对经济增长做出显著的贡献。再次，剩余劳动力和冗员按照生产率从低到高的顺序，在产业、行业和地区之间流动，带来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成为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组成部分。

经济学家在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时，看上去是对常规生产要素和生产率贡献的分解，但是，一旦懂得人口因素对这些常规变量的含义，所有相关研究不啻分别实际检验了前述假说，证明人口红利是中国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

然而，无论是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还是其他具有类似人口转变特征，却未取得任何突出增长绩效的国家，都提供了现实的证据，表明仅仅具有发展的必要条件，对于高速增长还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效的生产要素积累的激励机制和生产要素配置的经济体制，以便把有利的人口结构特征转化为相应的经济增长。

换句话说，经济改革才是中国实现符合自身潜力的充分条件。同时认识到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6]，以此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解说才是符合科学的，使我们能够更好认识过去40年的增长历程，正确判断当前经济形势，对未来做出准确展望，并揭示出相关的政策含义。

过去40年中国快速城市化所体现的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迁移，以及劳动力从农业到非农产业的重新配置，全面刻画了相关改革如何消除阻碍生产要素流动和重新配置的体制障碍，把有利的人口特征转化为高速经济增长、显著结构调整和深刻社会变迁。因此，城市化推进的过程及其揭示的体制变革、结构转变、增长贡献和分享效应，可以成为改革开放发展分享全过程的一个全方位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