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资源重新配置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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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中国经济发展的世界意义》

出版日期：2020-06

字数： 17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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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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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改革的资源重新配置效应

一引言

以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起始标志，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40年的历程。把孔子所说“四十不惑”用在这里，表明在40年之际对改革开放进行总结，应该与在20年和30年时不一样，更加完整的历程和更加确切的事实，应该有助于我们的认识更加清晰和深刻。特别是，日趋丰富的经验证据，不仅可以帮助回答改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还帮助解释改革内容及方式与增长绩效及其程度之间的关系。

前一章叙述的城市化过程，固然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然而，我们仍然需要提炼出更加一般性的内涵。例如，究竟中国特色城市化过程从哪些方面、以多大程度为改革时期的高速增长提供动能，这就需要拥有足够丰富的经验素材和足够深厚的历史眼光，才能分析透彻，得出更具一般意义的结论。

迄今为止，经济学中已经积累起丰富的文献探讨中国经济改革。总体来说，国内学者具有掌握第一手资料的优势，着眼于对改革过程进行描述，或者以计量方式进行经验总结的文献居多。而国外除了计量研究之外，也有一些颇有影响的研究通过比较的视角，尝试把中国改革与一般发展和制度变迁规律建立关联，因而得到更多的关注。

城市化作为改革促进发展和分享的核心过程，在于其具有的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在这方面，迄今为止很多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正是由于没有充分揭示出改革的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导致其解释力不足。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把这些相关的研究范式作为基准点，看一看一旦加入资源重新配置的内核，经济学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分享的解释力是否更加强大。

对于中国的改革，“华盛顿共识”的信奉者给出了一些先验性的体制目标模式，简单套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学者，也以西方经济发展经验武断地设定圭臬，以此来比照中国改革是否彻底，是否成功，中国的增长算不算得上是“奇迹”，有没有可持续性。

例如，扬和克鲁格曼等遵循其一贯的理论出发点和经验方法，认为中国改革期间的增长类似于多年前他们所批评的东亚经济，具有粗放性和不可持续性。^[1]这种判断完全无视中国所处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特点，与他们对东亚经济的判断一样，其正确性已经为事实所否定。这些研究者不仅未能理解劳动力无限供给可以阻止资本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也忽略了资源重新配置带来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效应。

这类研究还有一个缺陷，就是没有充分揭示中国改革所遵循的自身逻辑和采取的独特方式。虽然一些研究者尝试阐释中国改革方式^[2]，或者在事实和国际比较结果面前承认中国改革方式的成功^[3]，但也往往不能解释中国改革开放时期，人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的同时却形成了巨大收入差距的矛盾现象。他们任由这种解释上的不彻底性存在，往往以“但书”的方式把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并列。

只有讲清楚资源重新配置过程，才可能同时解释经济增长奇迹和改善民生的事实。虽然影响收入分配的因素众多，但资源重新配置产生的要素价格均等化效应却终究会发挥作用。此外，渐进式改革成功的要点在于，它可以在不产生对相关当事人剧烈冲击的情况下，把低效率的存量随时随地进行重新配置，转化为经济增长源泉，反过来支撑改革的持续推进，并增进改革和开放的政治共识。

长期为新古典增长理论辩护的巴罗等人，把包括制度因素在内的一系列变量纳入增长回归，作为条件趋同的因素之一。^[4]然而，他们模型中选取的制度变量未必与作为中国经济改革对象的体制因素相一致。例如，关于体制因素，他们在模型中往往把政府支出比重作为不恰当干预的代理变量。这或许对某些发展中国家是一个负面因素，但是，中国改革开放时期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特点则是政府发挥积极的作用。因此，简单套用所谓的趋同铁律，对中国经济做出了错误的预测。^[5]即使在这些模型中对中国具有解释力的部分，也仅仅看到了趋同性增长的部分必要条件，而看不到背后最关键的内核——资源重新配置效应，从而无从解释中国高速增长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