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扶贫理念、实践及...

章节信息目录

作者：

所属图书：《中国经济发展的世界意义》

出版日期：2020-06

字数： 15692

所属分类：

关键词：

换肤

字号

小中大

“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当前显示为试读部分，购买后可阅读全文×

第九章中国扶贫理念、实践及其全球贡献

一引言

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期间乘坐了著名的新干线列车。当记者问起他的感受时，他简洁并诚恳地说：“快，真快！”^[1]那之后的40年里，由邓小平亲自开启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在发展经济、摆脱贫困、提升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罕见的奇迹。对此进行评价时，就像面对中国高铁的行驶速度一样，任何外部观察者都会乐于使用邓小平当年的这个简洁表述。

无论是专业的研究者还是更广泛的观察者，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都给予了一致的赞誉。特别是说到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时，置疑之声十分鲜见。然而，在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过程和结果时，往往却莫衷一是，有些学者的观察或有偏颇之处，有的观点甚至存在着误解。

例如，许多经济学家未能准确把握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性质，甚至低估某些经济增长基本条件的重要性，因而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做出误判。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是否具有充分的包容性或共享性，也存在不同的看法。有的研究者以收入分配不均等指标变化为依据，否定存在这种充分的包容性或共享性。

由于前述两种误解，一些研究者对于中国经济增长需求侧因素做出似是而非的判断，即否认国内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甚至由此得出不尽合理的推论和政策含义。如此，即便那些由衷赞叹中国减贫成就的观察者，也不能以逻辑上的一致性，把减贫效果与经济发展成就看成是同一过程，把扶贫经验与增长模式结合起来理解。

梅纳德·凯恩斯有句名言：实践者声称自己不受任何知识思潮的影响，其实他们往往是某位已故经济学家的思想俘虏。现实中，的确有两位已故经济学家，被当代研究者所引用，并对于如何评价中国经济发展经验仍然产生着不小的影响。然而，从过去40年改革开放过程及其带来的发展和共享结果看，无论这些已故经济学家的思想本源是否正确，将其应用在解释中国经验上面，常常造成对事实的扭曲认识。不过，这种影响也不乏学术价值，因为其可以意外激发更深入的讨论。

我们先来看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影响。据说这位奥地利裔经济学家的一个贡献，是对于思想方法的一个拓展。在把社会现象分为完全不受人类行为干预的自然结果和人类有意为之的产物这种传统两分法的基础上，他识别出第三种类型即人类无意识行为的意外结果。^[2]

无论是明文援引哈耶克的论述，还是不自觉地受到这个观念的影响，黄亚生、张五常、罗纳德·科斯和王宁这些高度赞赏中国改革开放及其带来的发展成就的经济学家，实际上都把中国经验作为这种“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理论的一个极佳案例。^[3]也就是说，无论是由于身为局外人而看不到，还是因为囿于成见而不愿意看到，他们都缺乏对于中国改革开放根本出发点的了解。

在邓小平赞叹日本新干线列车“真快”的那一刻，他已经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很显然，让中国人民摆脱贫困、生活水平不断改善这个初衷，从一开始就成为改革开放的基因并被贯穿始终。以后在他著名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提出 “三个有利于”标准——发展生产力、增强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改革遵循的原则，以后始终得到坚持和贯彻。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基石，把人民群众作为改革和发展的主体，也是共享的主体以及最终极的受益者。很显然，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决不是“无意行为”，其创造的经济增长和减贫奇迹也非“意外后果”。

很多经济学家研究中国改革时期的收入分配问题，发现诸如基尼系数这样一些收入不均等指标的上升趋势，由此认为这一时期中国的发展缺乏共享性。这不仅从理论上讲具有不一致性，而且在统计意义上也存在误读和误解。此外，不能正确认识中国发展的共享性，也就难以对减贫的成就做出一致性的解释。更重要的是，这方面的事实及其背后的逻辑，无疑是改革实践具有目的性和自觉性的最有力证据。本章将对此予以澄清和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