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中国经济增长减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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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中国经济发展的世界意义》

出版日期：2020-06

字数： 18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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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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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认识中国经济增长减速

一引言

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长达30余年的高速增长，在1978—2011年期间年平均增长率为9.9%。虽然其间有过多次经济波动，增长速度降到较低水平的情况也出现过数次，例如，在1982年经济增长速度超过9%以后，分别有1989年和1990年低于8%，但是，绝大多数年份以及总体来看，这个时期属于史无前例的高速经济增长时期。

鉴于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把“保八”（保证经济增长速度不低于8%）作为实际的增长目标底线^[1]，因此，我们把持续低于8% 的起始年份即2012年作为经济显著减速的转折点。在2012年和2013年增长率降到7.7%之后，2014年和2015年分别进一步下降到7.3%和6.9%，2016年、2017年和2018年分别为6.7%、6.8%和6.6%。

从中国经济增长减速以来，如何认识这个增长速度新常态，成为国内外经济学家的一个争论焦点。在争论中，人们也尝试运用经济学理论储备中的十八般武器，形成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局面。总体来说，这些不同观点反映了三种经济学范式的影响。下面，我们以一些最具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的观点为例，加以简单介绍和评论，同时为本章其他部分的正面阐述铺垫一个学术争论背景。

第一种范式是“菲利普斯取舍”（Phillips trade-off）。经济学界众所周知的“菲利普斯曲线”，被美国经济学家曼昆（Gregory Mankiw）列为经济学十大原理之一，认为至少在短期内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存在着替代取舍关系。以此作为认识中国经济减速的分析框架，意味着把这种减速看作是一个周期问题。

林毅夫就是从金融危机后净出口大幅度缩减的需求侧原因（因而也是周期性原因），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2]在通常关于需求侧因素造成周期问题的分析中，借助宏观经济学家习惯使用的国民经济恒等式即Y=C+I+G+（E-M），或所谓“三驾马车”分析方法^[3]，便可以从中寻找到应对的政策路径和政策工具。按照这种逻辑，一旦可以打破需求瓶颈，如林毅夫所建议的进一步加强投资刺激，周期就可以被破解，中国经济仍可以回到原有的轨道，实现诸如8%的较高增长速度。

通过把一个经济体的人均GDP相当于美国水平的百分比作为发展阶段的判断标准，林毅夫当时发现，中国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20%，因此，这个发展阶段相当于日本的1951年、新加坡的1967年、中国台湾地区的1975年和韩国的1977年。数据表明，这些经济体在到达这一节点之后的20年中，分别实现了9.2%、8.6%、8.3%和7.6%的经济增长率。由此得出结论则是，中国经济仍有高速增长的潜力。

但是，这种比较经济发展阶段的方法，忽略了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以及中国的“未富先老”特征。经济史表明，当人口转变处在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人口抚养比相应降低的阶段时，人口因素有利于实现较快经济增长速度，因而形成足够高的潜在增长率。这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中国在2010年之前正是处于收获人口红利的时期，因而潜在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都可以达到很高；而此后随着人口红利的加速消失，潜在增长率下降导致实际增长率下降。

也就是说，相应于人均GDP水平来说，中国人口转变的速度格外快，人口红利丧失的转折点更是提早到来。考虑到减速之前30多年高速经济增长对人口红利的高度依赖性，以及人口红利既早且快地消失这些因素，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需要从供给侧视角来认识，从而与林毅夫的研究相比，必然得出不尽一致的预测结果，进而引出大相径庭的政策含义。这同时也否定了中国经济减速的周期因素解释。

第二种范式是“卡尼曼回归”（Kahneman regression）。作为一位行为经济学家，卡尼曼提出一个认识经济现象不无裨益的“回归到均值”现象^[4]，也被一些经济学家用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减速。例如，普里切特（Lant Pritchett）和萨默斯（Lawrence H.Summers）认为，任何超乎平均水平的增长速度都是异常的，其按照规律终究要回归到均值水平。^[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