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趋同与中国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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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2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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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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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全球化、趋同与中国经济发展

一 引言

有近半个世纪历史的世界经济论坛,或因在瑞士滑雪胜地举办而得名的达沃斯论坛,以其议题设置具有最为广泛的关注度而著称。2019年新年伊始召开的这次年会,则以“全球化4.0:打造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全球架构”为主题。也就是说,会议主题的设计者主张把工业革命与全球化联系起来认识和讨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这个话题与当今世界的几乎所有焦点问题都有关,因而包含着诸多政治家、企业家、学术研究者和智库学者孜孜以求的疑问。

达沃斯论坛的创始人和现任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博士在其最近出版的著作中,从采用生产技术特征的角度区分了历史上四次工业革命,并给出大致的历史时段:第一次工业革命大约发生在1760—1840年之间,以使用水和蒸汽动力进行机械生产为特征;第二次工业革命始于19世纪末并延续到20世纪初,以使用电力进行大规模生产为特征;第三次工业革命始于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信息技术促进自动化生产为特征;正在发生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则是打破物理、数字和生物边界的革命,表现为互联网无处不在,移动性大幅提高;传感器体积越来越小,性能却越来越强大,成本日益低廉;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方兴未艾;以及内涵更为广泛的方面。[1]

在施瓦布看来,全球化是技术变革引致的现象,是创意、人员和货物在全球范围的运动,因而也是工业革命的一种全球框架。[2]不过,他并没有像对待第四次工业革命与全球化4.0的关系那样,明确而完整地给出全球化4.0之前各版本全球化的时间区段。事实上,那样做的难度也相当大。因此,我们首先只需在思维方式上,把握住工业革命与全球化两种现象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即可。而且,这样做至少有助于我们表达上的方便。

不过,我们仍然可以尝试采用倒推的方法和逻辑,大体上给出此前全球化的大概时间范围。迄今为止的这一轮经济全球化即全球化3.0,可以从20世纪90年代算起,表现为中国、印度和中东欧国家开始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而此前的一个时期,即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并且形成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为止,可以算作全球化2.0。或许,从15世纪地理大发现到20世纪初期,可以作为全球化1.0的典型时期。从这个年代划分,也不难看出其间全球化经历了时间跨度颇大的起起落落乃至中断。

其实,无论在正在打造的全球化4.0之前是否存在定义明确且具有共识的3.0、2.0和1.0诸版本,也无论这些不同版本全球化的时间区段如何界定,我们皆可以得出一个不容否认的结论,中国经济发展错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及全球化1.0和全球化2.0的赶超机会,却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和全球化3.0中抓住了机遇,脱颖而出一跃成为全球领先者和最大的获益者。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经济发展已经走过了40年的历程,其间中外经济学家从诸多方面进行了热切的探讨,给出了各种理论说明,相关文献可谓汗牛充栋。多数学者也得出了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成功得益于参与全球分工体系这样的一般性结论,然而,把中国经济发展置于同一时期的全球化以及工业革命视野中的深入研究,总体而言仍嫌不足。在面对变化了的全球化趋势及其带来严峻挑战的情况下,这种现状可能导致认识新情况的理论准备不充分,应对新情况的政策储备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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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中国经济发展的世界意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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