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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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中国经济发展的世界意义》

出版日期：2020-06

字数： 1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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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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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及中国策略

一引言

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世界商品和服务贸易出口的实际增长率，除个别年份波动之外，始终高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充分说明我们所处的经济全球化时代特点。因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世界贸易总量于2009年骤降之后，2010年和2011年都得到恢复性的增长，且也大大高于GDP增长速度。

然而，自2012年以来，世界贸易增长率持续低于GDP增长率。诸如全球经济增长疲软等需求侧经济因素，以及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转向内需驱动等供给侧经济因素，可以或多或少解释世界贸易的减速，然而，全球性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应该是产生这一现象的重要的政治经济学因素。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贸易下降或许是在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反全球化的政治生态致使经济全球化受阻的一个特征性表现。与此同时发生的，是全球资本流动数额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从2007年的峰值水平上骤跌。

这种现象不难理解。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纷纷设定新的贸易壁垒，其中，作为最发达和最大经济体的美国、德国和英国就分别出台了数百项措施。诸如此类的政策变化，也反映了西方国家政治结构的变化，即以反对全球化为核心主张的政治民族主义化和民粹主义化，并迅速演化为非合作性的反全球化策略和贸易保护政策。截至2016年，这种趋势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而且呈现政治上的极端化与指向上的趋同化并存的新特征。

例如，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伊始，就实施一系列政策，包括遏止移民和旅行、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酝酿与中国及其他国家的贸易战，以及退出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等。与之隔洋呼应的是，继英国公投脱欧之后，欧洲各国民粹主义等极端性政党在政治上崛起，形成咄咄逼人之势，黑天鹅事件频发，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诸如此类事件的发生愈演愈烈，以美国为代表的单边主义全面转化为破坏全球化的对外政策。美国对中国及其他主要贸易伙伴大打贸易战，不仅是一种针对他国的霸凌行为，而且极大地危害着全球经贸秩序，造成巨大的负外部性，旨在阻挡甚至逆转经济全球化。嫁祸于中国和其他贸易伙伴，无非两种可能性，要么是缺乏经济学方面的基本常识，要么是转移矛盾，不惜以伤害全球经济和贸易伙伴利益为代价，为自己增加选票。不管怎样，这种做法从思想方法上是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对其他国家也好，对自己的选民也好，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国际政治经济学可以很好地解释这种现象。全球化本身并不是利益中性的，最初人们看到的是发达国家及其政治经济精英及其智囊们主导着全球化，使其朝着于发达国家有利的方向演进。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际金融与贸易机构也好，欧盟这样的一体化共同体也好，做决策的是那些握有生杀予夺权力的大国，由代表这些国家的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和贸易部长行使权力，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不能从全球化中均等获益。

进而，人们又发现，发达国家中主宰利益安排的实际上是跨国公司和其他代表资本的利益集团^[1]，不难想象，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和低收入家庭，同样未能通过劳动力市场从全球化中获益。加之美国社会政策缺乏再分配机制，的确使很大一部分社会群体成为经济全球化的“输家”。

如果说，发展中国家的呼声难以实质性影响全球化进程和方向的话，发达国家内部数量众多的输家，终究要通过“投票箱”机制表达自己的意愿，最终影响一国的政治和政策取向。然而，对此做出反应的诸多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经济政策，往往酿成更为严重的后果，激起民众更大的政治对抗。例如，美国实施宽松的信贷政策以刺激房地产泡沫，引致次贷危机和全球性金融危机，使国内中产阶级和低收入者陷入更加深重的灾难，导致“占领华尔街”等群众运动及左翼和右翼极端政治势力抬头。

归根结底，全球化这一事物本身并没有错，错的是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管理和治理的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利益分配格局。但是，根本调整既有利益格局需要做出颠覆性的制度变化，是任何希望以最具蛊惑性的承诺上台，或者希望在有限的任期内以尽可能低的政治成本、尽可能高的政治收益保住权位的政党和政治家，都难以做到或者不情愿做的事情。因此，把矛盾引向经济贸易关系的伙伴身上，甚至把矛头指向全球化本身，是他们做出的最符合政治经济学逻辑的选择。

本章结合经济理论的前沿动态，回顾1990年后开启的这一轮全球化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演进，揭示经济增长和经济全球化的同源性及相互关系，指出正是西方发达国家未能把本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与全球化良好对接，把中产阶级和低收入者置于日益边缘化的境地，造成了经济衰退和政治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