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公共品供给和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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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2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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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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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全球公共品供给和中国方案

一 引言

这里将讨论的话题可以概括为“金德伯格陷阱”和“伊斯特利悲剧”。作为两位著名的国际发展经济学家,金德伯格并没有设下什么与发展有关的陷阱,伊斯特利也没有制造任何发展悲剧。所谓金德伯格陷阱,是由美国智库学者约瑟夫·奈重提的一个概念,指在曾经具有世界领袖地位的大国衰落之际,由于新兴大国无力或不愿提供必要的国际公共产品,从而造成世界治理的领导力真空这样一种局面。[1]

金德伯格最早提出这个命题,认为正是美国取代了英国作为世界霸主的地位,却未能跟进发挥英国提供全球公共品的作用,因而导致20世纪30年代的“灾难的十年”。[2]吉尔平也赞成这个论断,但是更强调从政治角度或霸主国家利益角度认识问题。[3]奈针对中国崛起与美国衰落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修昔底德陷阱”焦虑,用金德伯格陷阱来说明,同样需要担忧的是一个无力或不愿意提供充分全球公共品供给的新兴大国——中国。

关于这个当代版的金德伯格陷阱,包括奈本人在内的西方智库学者,说出来的观点和未予明言的潜台词有两个含义。

其一是希望把崛起的中国排斥在作为全球公共品供给者的选项之外。无论是从偏见出发还是从立场出发,他们认为中国正在或者将改变现存的游戏规则,把全球治理引向与原霸主国家利益不相符合的方向。一般来说,国际政治学家更倾向于持有这样的观点,无论是否说了出来。

其二是担心中国在全球公共品供给问题上成为一个纯粹的免费搭车者。他们认为中国是现有全球治理模式的获益者,担当的责任(无论是以货币衡量还是以其他方面的利益牺牲衡量)与获益程度却极不对称,以致造成全球公共品供给不足的局面。一般来说,经济学家天生易于成为这种观点的持有者。

正如修昔底德陷阱提供一个历史镜鉴,提示要创造性地处理大国关系一样,金德伯格陷阱也具有其参考价值。然而,这个概念除去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解释与众说纷纭的经济学假说不尽一致之外,尚有其似是而非、语焉不详、充满传统偏见的缺陷。[4]

首先是关于全球公共品如何界定。国家在一国之内提供的公共品,显然不能与没有全球政府条件下的全球公共品相提并论。霸权国家也好,“稳定者”也好,既然只能是唯一的,并且是利益驱动的,终究不能反映最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及其诉求,公共品从何谈起。

其次是需要问一问,历史上真有过单一国家有效提供全球公共品的时代吗?实证研究需要科学的方法论,而不能从先入之见出发,主观武断地把这个充其量可以说好坏参半的世界或者归功为公共品到位,或者归咎为公共品缺失。

最后是当代世界的问题究竟何在,什么样的公共品是真正需要的以及如何提供。在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日益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的情况下,传统的全球治理模式日显捉襟见肘,意味着公共品的供给脱离了需求,对传统的全球公共品供给模式进行改革,已经成为现实而迫切的课题。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世界经济领域存在的突出矛盾分别是:(1)全球增长动能不足,难以支撑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2)全球经济治理滞后,难以适应世界经济新变化;(3)全球发展失衡,难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5]如果说,在当今世界经济面临的这三个问题中,前两个问题即增长问题和治理问题,分别是后金融危机时期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带来的新挑战的话,最后这个问题即发展或贫困问题,则是全球治理中最为古老的问题,拥有足够长期的历史,可以作为一个缩影,帮助我们认识既往全球公共品供给模式的缺陷所在,以及提示我们应该期待怎样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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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中国经济发展的世界意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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