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化与孔子学院意义的建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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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2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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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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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化与孔子学院意义的建构问题

孔子学院意义的复杂性以及意义的多重落脚点和定位路径让人们产生了不同的感知,形成了不同的理解和判断。意义体系是对于相关经济投入的验证性回报,意义是行动的效果验证。由对象国汉语学习者建构并形成一种意义体系,构成了孔子学院事业的真正效果。孔子学院的意义起始于中国语言文化教学人员对语言文化教学情景的界定,形成于学习者的自主性解读和建构,以及向其他利益攸关人员的自主性延伸。孔子学院的意义指向了孔子学院之外的文化、生活、学习实践,进一步构成孔子学院意义的意义。

一 问题的提出

本土化这一概念的提出针对的是全球化,但二者并非简单处于对立或平衡状态。外部因素及其推移是全球化的命题,而本土化又是内化全球化外部因素,和本土因素结合起来形成的一种新的形态的本土化。在这样的动态过程中,本土化获得了新的内涵。孔子学院的本土化,是指孔子学院要素起始于对象国汉语学习者,扩散于普通社会成员,并转变为对象国本土性社会文化要素的动态过程。问题在于,孔子学院的本土化需要遵循一种有效的实践途径。本土化实践者需要建构孔子学院的意义,并和自身的发展目标、生活环境、行动指向结合起来,才能实现“润物细无声”的本土化效果。

孔子学院的本土化涉及孔子学院在异国他乡,获得对象国社会成员合理化接纳的问题。结果的合理化决定了孔子学院的定位问题,即孔子学院本身的所谓“身份”或合理性问题。合理性问题也涉及围绕孔子学院形成的方向性争论。应该看到,孔子学院的建设离不开经济投资,但这些投资又不是单纯基于经济回报的商业行为,也很难用常规的商业逻辑加以验证。既然如此,那么从何处寻找其合理性呢?不仅如此,中国对于孔子学院合理性的解释,在国际社会,又遭遇到连续不断的解构式消解。如何理解这样的挑战,寻找挑战表象背后的逻辑性,是我们思考孔子学院意义,考察孔子学院本土化问题的出发点。

孔子学院的投资不可谓不大,如何使这种巨额投资实现经济收益之外的意义扎根效果和本土化目标,是对于孔子学院的一种非经济学解释:“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全球146个国家(地区)建立525所孔子学院和1113个孔子课堂。”[1]自2004年孔子学院事业启动以来,国家汉办每年基本保持3亿美元左右的投入,迄今持续13年。[2]仅以2014年、2015年、2016年三年为例,孔子学院分别投入了3亿美元、3.11亿美元、3.14亿美元,其中孔子学院(课堂)的启动和运营占据主要比例2014年为75.9%,2015年为75.8%,2016年为77.3%。[3]确实,无论从全球孔子学院的规模,还是从其投资总量判断,孔子学院确实超过了许多国际跨国教育机构(如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德国歌德学院、法国法语联盟、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但孔子学院又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是当前的经济学、政治学理论所难以解释的问题。

二 教育空间的“神龛化”与开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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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清清.孔子学院本土化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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