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第二十三章 基督教在中国近代和当代社会的传播
引论 基督教与中国:两种“强势文化”的相遇和交往
自公元635年(唐太宗贞观九年)景教传入中国,遂开始了基督教与中国相遇和交往的漫长历史。这一进程迄今仍未结束,其间不断增加二者碰撞的痛苦和彼此沟通的喜悦,充满着错综复杂、跌宕起伏的历史戏剧和令人回味、反思的文化插曲。不同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基督教从传入中国到今天的发展,始终都代表着一种“强势文化”,其与中国文化的交往甚至“较量”亦有着这种“强势文化”的支撑。因此,基督教在华在其基本信仰观念和宗教原则上不愿做出本质性“让步”和“妥协”,要坚持其原有文化传统和宗教观念的“原汁原味”,这就使基督教在华的“本色化”进展缓慢,且少有本质性“突破”。甚至像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在明末清初适应中国文化的策略亦在基督教会内部引起争论,最终受到打压。这样,基督教在中国人的总体印象中仍为一种“洋教”,基督教的文化因素也被视为某种“异质”文化,中国文化基本上仍对之持警惕、防范和排拒态度。
中国文化有着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曾有其灿烂的过去,也充满着对其光明未来的希望。因此,纵令在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衰弱的时期,这种文化“自豪”与“信心”仍不曾动摇和放弃。所以说,中国文化亦以一种“强势文化”的姿态来迎接、对待基督教的传入,并期待以“海纳百川”之势来将基督教“化”为自我所属,从而很难接受基督教高屋建瓴、咄咄逼人的单向“传教”方式,对这种异域、外来“强势文化”的居高临下,唯我独尊感到不解、迷惑,甚至愤怒。其结果,双方的相遇不时发生以“强”对“强”的碰撞和各自恪守其规范、秩序的“礼仪之争”,从而让彼此都吃到过苦头,并在中国社会留下了一些难忘的伤痕。
不过,二者相遇中的碰撞、冲突并非其全程和常态、彼此得以沟通、实现交流、形成一定程度相互理解的史实亦不难发觉。可以说,尽管各自以“强势文化”的姿态来相遇,却仍可能达成一定程度的沟通和理解,从而实现某种有利于双方的“共识”和“共融”。这种理想结局既有利于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的存在与发展,亦会帮助中国文化开放、创新,走向世界。从这一意义上,因而有必要对基督教在中国近代和当代社会中的传播加以历史回顾和文化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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