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建构中国生态文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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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研究报告.2020》

出版日期：2020-09

字数： 11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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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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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建构中国生态文明理论话语体系的价值立场与基本原则

生态文明作为超越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形态，在哲学世界观、文化价值观、发展方式和人的生存方式等问题上都有别于工业文明。正是对工业文明发展所造成的生态危机的反思，形成了当代西方以生态中心论为基础的“深绿”生态思潮、以现代人类中心论为基础的“浅绿”生态思潮和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红绿”生态思潮。中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对西方生态思潮的引进和评介，并呈现出借鉴或认同“生态中心论”和“现代人类中心论”，建构中国生态文明理论的发展趋势。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中国学术界对“红绿”生态思潮，特别是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入，国内学术界开始挖掘、整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并提出了建构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体系的主张。由于任何理论体系都必须最终以话语体系表达出来，而任何一种生态文明理论都是秉承一定的价值立场建构出来的，这实际上给我们理论工作者提出了一个重要任务，即建构中国生态文明理论话语体系应秉承何种价值立场，应遵循何种基本原则，而这正是本文力图探讨的问题。

一 “西方中心论”和“非西方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话语体系

所谓话语体系，就是借助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和历史文化传统基础上的语言、文字、概念，表达一个民族、国家的特定价值诉求和人们之间交往的彼此接受、理解和评价的理论体系与工具。这就决定了任何一种话语体系都必然包含话语主体、话语主体的价值立场，以及不同话语主体之间如何对话的问题和如何获得话语主导权的问题。把上述话语体系的界定落实到当代生态文明理论研究中，我们可以把当代各种不同的具体理论大致分为“西方中心论”和“非西方中心论”的生态文明话语体系。具体说：“深绿”和“浅绿”的生态思潮属于“西方中心论”的生态文明话语体系；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红绿”生态思潮则属于“非西方中心论”的生态文明话语体系，这是由他们对生态危机根源的不同诊断和其理论服务的对象决定的。

在如何看待生态危机的根源问题上，“深绿”和“浅绿”生态思潮都脱离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人类生态价值观的缺失，实际上把生态问题简单地归结为一个价值观问题，而不去探讨人类和自然界之间实际的物质和能量交换过程，“忽视了社会思想与自然—物理环境之间的联系，因此，切断了社会理论与对人类和自然关系反应之间的真正联系”^[1]，不了解人类正是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下，通过劳动实践与自然界展开物质与能量交换过程。这也意味着要真正把握生态危机的本质，必须联系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展开分析，所谓生态价值观只能对生态危机起到增强或弱化的作用。从生态危机的发展历史看，生态问题根源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一系列著作中做过分析。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根本目的是使资本获得利润。在利润动机的支配下，资本不仅消耗和破坏本国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最终造成了人类与自然物质与能量交换关系的裂缝，而且必然要向外不断扩张，以开拓世界市场。资本早期是通过殖民落后国家，掠夺其自然资源，把落后国家纳入资本主义体系中，既使之成为资本生产的原材料供应基地，也使之成为资本所生产的产品的倾销之地。其结果是一方面导致了落后国家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瓦解；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对落后国家自然资源的掠夺使用和环境的破坏。从生态危机的现实看，资本在通过资本全球化和资本的空间生产获取利润的同时，利用其支配的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国际分工中所处的有利地位，迫使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以低价向发达国家出卖自然资源，提高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所需要的工业品的价格，剥削和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不仅如此，资本为了获得高额利润和转嫁生态危机，还把具有高污染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破坏落后国家的生态环境，造成了生态危机的全球化发展趋势。正因为如此，“富国对过去的大多数排放负有责任，而发展中国家却最先也最严重地受到冲击”^[2]。但是，“深绿”和“浅绿”生态思潮却撇开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单纯从抽象的价值观维度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客观上为资本起到了推卸其应当为生态治理承担责任的作用，其本质是以资本为基础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生态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