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空间正义的生态之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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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研究报告.2020》

出版日期：2020-09

字数： 1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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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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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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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空间正义的生态之维

伴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都市社会的转型，传统正义理论在面对空间生产和空间规划所造成的诸多正义问题时逐渐失去了理论效力。现实空间矛盾的凸显以及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共同开拓了正义理论的空间视域。空间正义范式的提出旨在调整和规范人们在空间资源的占有和分配、空间权益的获得和享有上的不平等关系。可见，空间正义仍然关注的是社会领域中的不平等、不公正问题，是社会正义原则在空间场域中的展现。因此，中国学术界在探讨空间正义问题时，主要着眼于分析和解决城市空间生产所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空间冲突和矛盾。实际上，空间生产和空间规划还会带来环境污染、生态匮乏等环境问题，并进一步引发环境风险、环境危险物的不公正分配问题。由于空间是社会空间和自然空间的复合统一体，空间资源既是社会资源，也是生态环境资源，因此空间正义不仅要保障人们平等享有工作、居住、生活空间的权益，也要关注人们居住、生活的空间是否健康安全。基于此，本文旨在阐发空间正义所内含的生态维度，从而在空间和生态的双重视域中寻求正义，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人和社会的公平公正。

一空间正义问题的出场

尽管空间正义概念在当代才被明确提出来，但如果对正义概念进行追溯，就会发现正义和空间长期以来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按照苏贾（Edward W.Soja）的说法，在社会正义概念的起源中，地理空间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古希腊城邦时代，城市的会议场所和公共场所是民主思想的发源地，它引发人们思考平等、自由、人权、正义等。正义、民主被定义为以城市为基础的公民参与城邦政治及公平获取城市资源的权利。可见，这一观点已经提出了具体的空间正义的诉求，城邦被看作一个具有特权的空间，生活在城市之中的公民有别于奴隶、妇女、野蛮人和白痴，他们享有各种优势和权利。这种正义理念延续几千年直到今天，正义、民主在城市与乡村、市区与郊区之间仍存在相当大的差异。随着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的出现，“这些古老的以城市为基础的空间概念化的正义、民主、公民权，被后来发展起来的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西方理论所取代”^[1]。正义通过法律被普遍化为所有人的权利，就此而言，人所处的地域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罗尔斯所建构的普遍的、规范的分配正义理论专注于对有价物品的公平分配。对于正义的判断是由现有的条件和成果来确定的，而不去考察最初创建了这种不平等的缘由何在。分配的不平等通常以收入而不是更有争议的等级、阶层，以及人们所处的地理位置等因素来界定，因此，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的正义论完全忽视了正义的空间性和历史性。

直到20世纪60年代，城市危机的蔓延使非正义和不公平地理问题浮出水面，人们才开始系统地重新审视空间和正义之间的联系。城市危机根源于空间资本化。代表资本的精英阶层运用其政治经济权力占有空间，通过空间重组、空间规划等手段对弱势群体进行空间剥夺，造成整个社会在空间上的分异与隔离，加剧了社会资源占有与配置的不公正。对此，一批学者试图从空间视角来重构正义理论。社会规划师布兰迪恩·戴维斯（Brandian Davis）在1968年首次提出了“领土正义”概念。这一概念作为一个规范性目标旨在实现不同领土地域上的公共服务和相关的投资应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应该说，“领土正义”概念只是对某一特定地域范围的正义建构与秩序安排的设想，并没有超越古希腊城邦正义中对空间的理解。也就是说，“空间”在“领土正义”中仅仅被当作追求社会正义的地域背景而存在。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在《社会正义和城市》一书中集中批判了资本城市化所导致的社会正义问题，由此对领土正义概念作了进一步阐发，他认为领土正义是对“造成最不幸地区的空间组织形式和地域资源分配”^[2]的挑战。这意味着他把领土正义界定为空间组织和地域资源的公正分配。哈维对空间正义理论形成的重要贡献在于：不再把城市空间理解为滋生不公正不平等的场所，而深刻认识到城市空间就是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空间生产和社会权力运作的产物，其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资源和权益。因此，尽管哈维并没有明确使用过空间正义这一术语，但他对城市正义的空间批判摆脱了传统正义理论对空间等地理要素的狭隘理解，使空间正义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范畴和一种全新的价值规范得以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