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自我解释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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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2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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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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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超越自我解释的困境

现(近)代伊始的西方哲学形成了主客二分式的“自我”解释学的传统,这一传统对“自我”的认识势所必然会导致自我认识循环的困境。马克思对人的自由及其社会本质的规定,为走出自我性的圈子和自我认识循环的困境提供了最为有益的启示。

1

自我、自我认识、自我解释问题是西方近现代哲学的标志性内涵。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中指出,近代哲学是由笛卡尔创始的。在笛卡尔那里第一次出现了一种哲学的沉思。他把自我意识解释为哲学的原则,以区别于中世纪哲学。就前笛卡尔的整个哲学而言,“自我”以及“自我认识”并不是一个明了的论题。比如,希腊哲学诸多流派的重点并不在于形成并教授某种自我认识的“理论”。

那么,近代意义上的个体自我意识是在怎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脱颖而出的?对此,布肯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所提出的观点,已经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可。在这部被马克思称为“精神世界壮丽日出的画卷”的鸿篇巨制中,布肯哈特指出:“在中世纪,人类意识的两方面——内心自省和外界观察都一样——一直是在一层共同的纱幕之下,处于睡眠或者半醒状态。这层纱幕是由信仰、幻想和幼稚的偏见织成的,透过它向外看,世界和历史都罩上了一层奇怪的色彩。人类只是作为一个种族、民族、党派或社团的一员,只是通过某些一般的范畴而意识到自己。在意大利,这层纱幕最先烟消云散,对于国家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作客观的处理和考虑成为可能的了。同时,主观方面也相应地强调表现了它自己;人成为精神的个体,并且也这样来认识自己。”[1]

这不是说发现了一个哲学的假设,而是说古老的宗教修行传统在笛卡尔那里引发了怀疑。因为关于自我幻觉的问题原本肇端于宗教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讲,自我的研究性质上是在宗教修行技术和哲学的边界划定:我身上是否存在着我所不认识的他人,我没有意识到这个他人,但我却清楚知道他的存在?随之,当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特别强调个人应从一切限制人、监督人和约束人的机构桎梏中,从社会的和别的人的羁绊中,从宗教、哲学和意识形态的牢狱中解放出来时,人们的目光无疑地由普遍转向个别、由共同体或共同本质转向个人、自我。这里,对人的发现,无疑是达到“人”的真正道路。正如恩格斯敏锐地意识到的:我们必须从“我”,“从经验的、肉体的个人出发,……简言之,如果要使我们的思想,尤其是要使我们的‘人’成为某种真实的东西,我们就必须从经验主义和唯物主义出发;我们必须从个别物中引伸出普遍物,而不要从本身中或者象黑格尔那样从虚无中去引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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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喜.自我同一问题之现代哲学史嬗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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