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自我的幻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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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自我同一问题之现代哲学史嬗变》

出版日期：2020-06

字数： 11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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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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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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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由，自我的幻象

自我问题实质上并不在于发现自我在其实体性中是什么，也许问题并不在于发现一个实证意义上的自我。自我不过就是实践哲学手中所建构的历史的、政治的、伦理的相关物。由此来看，阅读政治自由主义视野中的形而上学自我观念例如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或许能够理解到这个一定的程度。

众所周知，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引发了知识界的诸多批评，而他的理论对手——范伯格对伯林的批评是建立在关于“欲望”以及对欲望的“约束”的讨论上，从而指明“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之间的逻辑互蕴关系。但他对自由的理解不同于伯林，他主要强调自由的“内部敌人（欲望）”对个人自由的威胁。黑格尔及同道则强调“欲望”的“主体间性”，强调人与人相互承认，是人作为自由存在物的标志，由此，马克思继承并突出地提出“只有打破人的欲望的力量和纯粹自然的力量”，才能以人与人相互对待的态度，获得自由本性的实现，马克思的自由理念具有鲜明地反对形而上“自我”概念预设以及对人性教条理论迷信的立场，强调应该从人与物、个体与类的关系角度对“自我”与“自由”关系进行探讨。因而，其当可作为对“世纪末的自由主义”批判的思想资源。

让我首先指出，目前已为中国知识界相当熟悉的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多是出于“政治上”的领会，而不是哲学上的。在我看来，伯林不遗余力对“积极自由”理念的深刻检讨，首要的理论目标就是要揭露“积极自由”理念所潜蕴着的形而上“自我”概念预设，但是，当他对“消极自由”理念阐发时，同样也是基于一种对人性的迷信以及形而上“自我”概念的预设，这从范伯格所揭示的“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逻辑关系中，就可得出这一结论，在此我们试图从马克思的立场，希望能从伯林对“积极自由”概念的规定开始，引发一些新的哲学讨论。

根据伯林的说法，“自由”向来有两种不同的界定。第一种界定关心的是，“在什么样的限度以内，某一个主体（一个人或一群人），可以或应当被允许，做他所能做的事，或成为他所能成为的角色，而不受到别人干涉？”第二种界定考虑的是，“什么东西或什么人，有权控制或干涉，从而决定某人应该去做这件事，成为这种人，而不应该去做另一件事、成为另一种人？”前者导出“自由乃外在干预之解除”，伯林称之为消极自由。后者导出“自由乃自我引导（self-direction）及自我主宰，做自己的主人”，伯林称之为积极自由。可以说，用另外一个自由主义者福柯的眼光来看，这里伯林是在考虑统治的技术和自我的技术这两类技术的作用以及连接点。

伯林对积极自由做了非常清楚的描述，在此有必要大段引述。他说：“自由这个词的积极意义，是源自个人想要成为自己的主人的期望。我希望我的生活与选择能够由我本身来决定，而不取决任何外界的力量。我希望成为我的意志的工具，而不是受别人的意志行为所支配。我希望自己是一个主体，而不是他人行为的对象。我希望我的行为出于我自己的理性及有意识的目的所推动的，而不是被外来的原因所影响。我希望能成为重要角色，而不希望变成什么都不是；我希望成为一个行动者（doer）——自己做决定，而不是别人决定；我希望自我引导而不是被外在的大自然或其他人对我有所施为，被人当作是一件物品、一只动物、一个没有能力扮演一个人性角色的奴隶；我希望我的人性角色，是自己设定自己的目标和决策，并且去实现它们。当我说我是理性的，当我说理智使我成为一个人，而有别于世界上其他事物时，上面所说的那些至少是这句话所含的一部分意思。尤其重要的是，我希望自我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有思想、有意志、能动的存在，是一个能够为自己的选择负起责任，并且能用我自己的思想和目的，来解释我为什么做这些选择的人。当我相信这是真的时候，我会感觉到我是自由的；当有人强迫我认为这不是真的，我会觉得自己是被奴役的。”^[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