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自我与改变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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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自我同一问题之现代哲学史嬗变》

出版日期：2020-06

字数： 7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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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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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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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认识自我与改变自我

我们在此介绍哲学的、政治的、伦理的焦点，其结构明显围绕如何认识自我、提高自我意识的水平。它所凸显的理念在于，感性的“自我”如何在语言中澄明，“自我”如何通达“他人自我、如何‘认识自我”。比之于西方其他思想家，马克思对此一问题更具启发意义的观点是，其关键在于在实践中改变自我。

正当的自我关注，正确认识自我是道德的，这不仅为现代市场经济和社会提供坚实的道德基础，而且，藉此才可以超越自我。提高人们的自我认识水平，这既是理论自身的需要，更是我们的生存的需要：一方面，在一个原先那种一旦我们做出最初选择之后，一切便都有外在安排的社会，向一个我不得不为自己的命运承担责任转变的社会，我们不能躲避认识自我的任务；另一方面，我们又对时下人们那种把一切，包括人生、自我的追求都当作“买卖”来看待的做法，不敢苟同。也许我们在这里用得着另一句箴言：即使我们不能实现真正的自我，也不要强求自己成为本非自己的理想的“我”（帕拉赛什斯语）。这就需要我们把对“自我”的认识“突出”“光亮”“显示”出来，使其处于“无遮蔽的状态”。

谈论“自我”全然不同于谈论我们在世上所遇到的普通的事物和人。对于“我”是什么的问题，我们无法用分析哲学直接定义，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说：“这就是我。”因为这种做法几乎没有任何区分和规定。哪怕只有两个人在一起交谈，人们很快就会失去继续交谈的动机或兴趣。交谈本质上是一种辩证的，所以也是社会的活动。一个人的生存活动是在特定的团体或与他人的关系中进行的，这种关系不是外在的。它本身就构成了一个人在这种特定的关系或语境中生活和回应的自我。话语仅仅发生在人的群体之中。只要一个人（自我）在对试图澄清某些问题感兴趣的人的共同体中进行交谈，他就无法把“我”与“他人”“社会”或海德格尔所说的“共同世界”对立起来。一切把“我”与“他人”“社会”对立起来的看法，都是着眼于非根本性的知识论的看法，而不是根源于生存论的看法。从笛卡尔到费希特的西方近现代哲学家都没有认识到，他们作为知识论绝对前提的自我原来是一个社会创造物，“我”“我思”不是前提，而是结果。可作为一种纠偏，中国古代哲学家通过引入“众人”概念来建构自己的实践哲学基础。自我之“我”，按照许慎的定义，是把自己杂置于众人之中，自称则为“我”。我离不开与我相类的众人。我是众人中的一分子，与众人相联系而又能把自己同众人区分开来，才有所谓我。我不是自己确定自己，而是众人之中确定自己。我是众人之一，舍人无我。因此，“我”始终是后来者，而不是最初者，“众人”“他人”即另一个自我及其意识的存在，并与之发生作用，是自我意识产生的条件。自我（意识）与他人自我（意识）必然是相互影响、彼此期待、修正的。然而，我们使用的语言的“唯我论”意味，却与我们的世界的形式并无矛盾。照维特根斯坦的看法，我们语言中的一个引起歧义的表达方式，是“我”这个词的使用，特别是在表达直接经验的地方。如果这种经验不借助于人称代词来表达，会怎么样呢？大概是这样：如果某人牙疼，就说“牙疼”。另一种情况是：当牙疼时，A的表现同这个人一样。这种语言可以把任意一个人作为中心。语言的以我为中心，在于它的使用。这种特殊地位是不可表达的。^[1] 这里，实际上有一个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早就指出过的“这一个”与“意谓的”之间的矛盾。“我”作为“这一个”是感性的具体，同时，作为一个具有特指性的词，像任一个有具体含义的词本身一样，已是普遍的概念。语词作为一种人与人相互交流、相互了解的社会媒介，作为一种今天的我和昨天的我之间可靠沟通的记忆工具，作为人的思想的连贯性的保证，它本身与它所表达的内容、意谓已有区别，甚至已有一种互相脱离、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对立的倾向。黑格尔对语言的这一特点有过反复的说明：凡是对感性确定性（我当然首先是感性的）的命名，无一不是共相，无一能表达出这一个“我”在特定的这一时间、地点感到的这一个“我”的意谓。因此，就意谓来说，那原先想要表达感性确定性的“这一个”立刻就成了“不是这一个”，也就是说，就“这一个我”来说，之所以持续存在，只是由于不断地否定感性确定性，它是一个“否定的这一个我”，是一个运动过程。它们一个否定一个，处于辩证运动的不安之中。在黑格尔看来，因为那感性的“这一个我”是语言所不能达到的，而语言是属于意识范围，亦即属于本身是共相或具有普遍性的范围，因此，凡是被称为不可言说的东西，不是别的，只是不真实的、无理性的，仅仅是意谓的东西。^[2] 在这里，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语言学观念和逻各斯主义的病症：遮蔽了那些属于“自我”或“个人”的像感情、意志等等的生存方面，以便让“自我”作为一个纯粹的点，一个与客体相对立的认识主体保留下来，终于遗忘了语词的生动意谓和诗意的暗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