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第二节 玉观彬生平及在华活动丛考
玉观彬(慧观)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太虚大师在上海等地的重要护法,在思想倾向上主张佛教革新的大居士。早在1927年底,玉慧观就在《海潮音》上发表《中国佛教振兴策》,提出要“限制出家”“限制传戒”,以此作为振兴佛教的策略。[1]
玉慧观居士本名玉观彬,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协助太虚大师创办上海佛法僧苑,担任《海潮音》社董事,积极支持太虚大师兴办的各项佛教革新事业,是太虚大师人间佛教事业的重要资助者。黄心川教授在《民国佛教刊物所见当代韩国佛教史料摭议》中专门辟出一节《沟通中韩两国佛教的重要人物——玉慧观》来介绍玉慧观居士在中韩佛教交流上的贡献,“实际上他仍然把自己看作一名韩国人,即使他在恢复中国国籍之后,心中的韩国情结仍然没有放下,韩国佛教在他的努力宣传与推动下,在中国佛教界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除了太虚大师之外,上海的著名居士领袖王一亭等人,都与玉慧观来往甚密。他遇害以后,上海、武汉等地的佛教界都为他召开了追悼会,对他的评价很高,认为中国佛教界失去了一位正信的佛教徒。但是,他的去世,对韩国的佛教打击更大,在他离世后,中国的佛教刊物从此再也没有韩国佛教的重要消息,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他在沟通韩中两国佛教的事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了”[2]。
此外,由于玉慧观创办佛慈药厂,该药厂延续至今,亦有较多相关回忆和研究。上海名医陈存仁先生(1908—1990年)晚年在香港回忆:“太虚法师是佛教界的一代宗师,曾游历海外宣扬佛教,回国后曾患高血压,隐居上海玉佛寺。其弟子玉慧观,自日本归来,劝法师进饮海藻水,谓可治高血压。法师饮服半月后,高血压症状消失甚速。玉氏因此设立佛慈药厂,生产‘海藻晶’,销路甚广。”[3] 佛慈药厂正式创办于1929年11月,“该厂创立过程中佛教徒出力甚多,对该厂的影响也比较大。太虚出任名誉董事,并为该厂命名‘佛慈’,商标‘佛光’。佛教界主办的一些期刊如《海潮音》《正信》《佛学半月刊》《现代佛教》等都曾长期刊登佛慈药厂的广告”[4]。该厂由玉慧观任厂长,[5] 创办初期的实际主持人是玉慧观居士,太虚大师担任名誉董事。1933年,玉慧观去世前,该厂召开了第一届股东大会:
佛慈大药厂股东会
以应用科学改良国药著名之上海佛慈大药厂有限公司,昨开第一届股东大会于功德林,报告二十一年份帐略,其营业成绩,颇有突飞猛进之概。旋由人会公推我国佛教界领袖太虚、王一亭、黄涵之、胡子笏、王森甫五人为名誉董事,并改选玉慧观、冯明政、陈玉璋、翟大雄、王中林为董事,白纯熊、杨文咏为监察人。闻该药厂拟于本年内,在国内各省及南洋群岛设分发行所二百余处,以资推广销路。[6]
1933年佛慈药厂在上海设立总发行所,随后还在天津、汉口和香港分别设立了华北、华中、华南的分销机构,同时与泰国国扬药局合作,在曼谷设立了东南亚的总经销处,畅销海内外。[7] 太虚大师在玉慧观去世后,仍然关心佛慈药厂的发展,据苇舫《佛教访问团日记》:1940年太虚在南亚访问时,发现当地医生的医疗方法“与中国的国医相仿佛,也是切脉、看舌头,药也是用的草药”,便告诉他们说:“中国上海的佛慈药厂,将国药用科学方法提制,功效非常好。”玉慧观去世后其妻弟冯明政(1907—1954年)接手厂务。抗战时期,冯明政等人转赴重庆开办新厂;抗战胜利后,上海老厂被发还原主。1955年实行公私合营,次年,佛慈药厂迁往兰州,现为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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