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域宗族：绅商商绅与商镇圈层

施坚雅关心小地方如何被整合入较大的地方，认为“核心地点”作为贸易、网络和城市化之客观历史后果而出现，它们排列于由经济功能界定的级序中，基于理性的经济重要性而成为踞于其他地点之上的“高层地点”，因而区域的核心往往是资源、生产、投资和商业化相对集中的地区。其将地方的形成归于市场力量、经济的理性选择和区域的组织功能。那么，政治力量及其主观行动者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一 市镇研究与绅商商绅

（一）关于市镇研究

镇域尤其是商镇市镇，作为中国社会的研究对象，一直被关注得不够。一是历史上官僚建制只到县，乡镇所在地未设行政机构，以往的史家多以府、州、县为研究对象；二是镇往往设墟市，而人类学家大都考察村落。日本学者较早关注华北定期市研究^[1]，然实属乡村集市或市集研究。早期人类学集镇与乡村市场研究主要是杨懋春的博士论文《中国的集镇制度与乡村生活》和《中国的集镇区域乡村社区》^[2]及杨庆堃《华北地方市场经济》^[3]，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和西达·斯科波尔（Theda Skocpol）亦肯定传统中国共同体的基本单位并非个体村庄，而是包含一组村庄的市场共同体。^[4]20世纪60年代初，弗里德曼在“新加坡华人社区”调查中提出，村庄无法说明中国社会的整体性，不能以村庄为模式理解中国，^[5]但其主要综观表述文明史与中国社会。同期施坚雅提出，中国社会的“网结”不在村庄而在集市；要真正了解乡村社会结构，必须研究集市及其内间交换关系，指出“农民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他所住村庄的狭窄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6]但此均未超出乡村研究。

费孝通的集镇研究区分了村庄集市、驻军之镇和有市场的镇。认为集市不代表一个社区，而有市场的镇则是一个永久的社区。军镇是政治中心，是官僚当局和绅士驻地，而市场镇是农民和商业、手工业的联系环节。^[7]诚然，费先生的划分有偏颇，因为行政中心（县镇、军镇）往往兼具商业功能，抑或县镇、军镇、市镇合一，杨柳青即由金、元兵镇转为明清商镇、市镇而今县镇。然则，费先生已不限于乡村集市，而关注到连接城乡的市镇。傅衣凌将市镇经济作为地主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8]，这里除去意识形态色彩，则意味着两种经济并存。

施坚雅注意到军事、行政中心之城镇具备商业职能^[9]，认为研究不应限于村庄边界，经济引导的区系空间组织使国家与社会兼容相连，是二者关系的相遇点和透视点，可同时观察非正式制度和行政体系。^[10]然施坚雅的集镇研究，侧重村庄对市场的依赖，而弱及反向路径或镇—乡共力；其以集市解析乡土社会，与其他中层理论（布迪厄，杜赞奇）同样，忽略了商镇商绅（商域宗族）场域。日本学界村落共同体的学术传统，将江南市镇研究具体到基层社会，小岛淑男以城居地主、商人与在乡农民阶层，论述清末江南市镇与周围农村的关系，^[11]然未作商与绅的联结。

20世纪90年代中期乡村研究中出现了市镇认同因素，如科大卫对明清资本机制的研究^[12]，庄孔韶家族商业研究^[13]和郝瑞的乡镇商业企业考察（Stevan Harrell 2000）。萧凤霞研究地方社会的“结构过程”，提及“市场系统的层级怎样为商人提供了文化空间，让商人以自己的方式去作士大夫”^[14]，触及商绅，然未将市镇、绅商、商域宗族作联结研究。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15]认为，国家直接削损华北豪绅及其文化联系，传统农村豪绅已经衰败，新的豪绅无法使自己习俗化。其未意识到适应新政权的绅商与商绅之于新兴乡镇（商镇、县镇、市镇），带动乡村和市民及其文化力量（如绅商作为土改开明绅士），杨柳青绅商和商绅的意义正是在于此。

华琛（James Watson）、华德英（Barbara Ward）、丁荷生（Kenneth Dean）研究乡村以国家正祀神明或里甲制而结构化的过程，^[16]笔者认为商镇结构化的主干渠径，即国家建构商会与商农、商绅之主体能动。吉登斯、科大卫、萧凤霞区域过程研究，未研及一地域内不同社群形态。杨柳青商性乡镇、绅型商镇可为地域新类型。社会史关于明清市镇的研究，形成了一个专门的学术分支，但以往的成果较少注意市镇与农村的联结，常以二分论或统属论规避城乡互动。近年，赵世瑜以湖州双林镇权力关系的历时变化，论释权力资源的组合和市镇与乡村权力的实际运作。^[17]然未研及绅商、商绅。吴滔考察清代吴江、震泽二县士绅的耕读与服贾职业选择及乡村公益活动组织者身份变化，^[18]然非绅商、商绅研究。

（二）绅阶主导类型引导地方社会模式

1.杨柳青的绅具有商的特性

杨柳青八大家亦皆以财富声望而论，是对家族实力地位的认同。顾颉刚认为“士无恒产”，趋重于知识，“取尊荣为目标”^[19]，而杨柳青的绅“取尊荣为目标”，然有“恒产”，即使其家族曾具科名或功名，但其绅阶地位终以财富而获得或得到社会的确认。杨柳青第一绅商家族石氏，自武举做粮商兼营典当，本地和镇外田地千顷，在周县固安、大城、武清、静海诸地开当铺十八处，店宅五百余间；同时经营银号、灰厂、酱园、布庄等。道光年间析产为四房，每股分地百余顷，公产立万兴公号，多资助地方公益。董家，自明代为富豪，其祖辈独资建青镇药王庙，佃典大量土地，磨栈商号聚德、裕盛，光绪初年入天津粮界、钱业。裕盛钱贴声誉久系。民国其子弟董绍良、董绍康由天津捐学故里。同盛和周家，于左宗棠西征募民殖边，其族兄周乾义、乾吉、乾玉、乾凤随军供应商品，入新疆经营。^[20]新疆建省，子辈恒德、恒正达首府迪化，立字号同盛和。清廷以新省初建，每年拨给辅助库帑四十八万两，周乾义为首杨柳青座商八户承办协饷，至清末商号、分庄遍布天山南北，资产冠新省汉帮之首，资助援乡万字会。其孙周耀廷还乡，在津投资银钱业，置地近百顷。明盛周家，为明永清典史代理县知事周缙后裔。燕王朱棣起兵，周缙独自组织抵抗，燕王称帝后遂以罪臣入狱，其家眷迁入杨柳青。以运输为生，于涿县座商和涞水、易县设店，货物由子牙、大清河运至白沟河设庄。至光绪年间购置院落数所，置地百余顷。久家，先祖为满人，道光年落于杨柳青，至四世久连甫租地并代地主管地（外籍二地东），于庚子前已有地二十余顷，称“久家胡同”。继以一千元捐二品顶戴封衔，将七十余顷土地交予外姓经营，迁至天津，为不在乡地主。鼎兴张家，同族两支，东大街一支土地近百顷，房产十余所，独资经营德兴米面铺，合资兼营怡生堂与翔兴和药铺及津市隆顺里药材批发商栈；崔家胡同内鼎兴家张宾阳，光绪年间以监生为吉林省双城厅通判，长安、长岭县知县约十年，卸职后由地方公议局聘为局董，作为官绅参与公益事业。张宾阳二子捐资改天齐庙建学堂，成为新绅。成兴号韩家，自曾祖做董家承佃庄头，民国后韩澄甫兄弟分立成兴平记与德记，做粮商。韩澄甫之子韩渭川，曾为镇长（士绅），侄韩萝符于津攻读法政，行医镇乡。文丰泰安家，安文忠随左湘军赶西大营致富，得封功名（商绅），清光绪末返乡，兴办镇私立商业学校及企业。购置庭院四所，第一所为安氏家祠，第二、第三所妻妾各一宅，第四所为同善社施医局。

民国初，地方组织公议局，沿清末公议局之旧，斟选局董，确定杨柳青殷商富户：万兴公记族长石元仕，裕盛号经理董兆荣，明盛号周家周敬熙，文丰泰的安文忠，同盛和的周恒德，成兴平记韩澄甫，以及运河南岸的鼎兴张宾阳等，称为“新八大家”。同时原豪门房仆补录杨柳青人“赶白沟河”形成的实力商号，操选民间新八大家：“东双盛、西汉升、中间夹着石万兴，裕盛、聚德一家董，同盛、明盛不相同，王家人称恒字号，赶大营的安文忠，西头财主头一份，牌坊底下是成兴。”双盛杜家、汉升韩家、万兴石韩家都是大粮商、大地主。王家恒字号有百货店四处以及恒通、恒泰粮店，恒义源杂货栈，恒兴、恒茂盛经营土地数百顷。

同样，津帮主要是杨柳青人在西营地迪化，亦形成以商业实力著称的新老“八大家”。老“津帮八大家”，即代办协饷的“八大商”，开业于建省时期，以同盛和、复泉涌、永裕德声名最负。同盛和京货店，营销津沪百货、京广杂货、俄英洋货、绸缎布匹、海味水产等，以批发为主并经营吐鲁番葡萄园、坎儿井，分庄达伊犁、古城子、吐鲁番、喀什噶尔、和阗、阿克苏及内地津京沪、香港等25处。复泉涌酱园，经营酱菜山珍、京式糕点、洋广杂货等，天津、伊犁、绥定等地设分店。永裕德京货店，经营绸缎布匹、京广杂货、名特产品兼营货栈，天津、伊犁、喀什等地有分店。此外有经营绸缎呢绒、京广百货和俄货的德恒泰绸缎庄、广兴和、公聚成、升聚永、聚兴永京货店等。民国后，津青商帮又形成新的八大家：怡和永、裕昌厚、福泰成、德兴和、德聚和、同泰兴、宝聚成、庆春和商号，流动资金皆两万至三万纹银，主要经营津沪绸缎、针纺织品、食品烟酒、文具乐器、钟表眼镜、五金百货以及苏联的布匹、西装、皮鞋、搪瓷、铁制品、罐头、糖酒等。

即杨柳青“八大家”以财势获得确认而非以教育地位显示其绅性。元至正十四年高居宝在镇内创办高氏书房，杨柳青始有教学记载，然青镇八大家中没有创学者高氏。周姓于清末民国多西营，现仅八百余人，^[21]然仍称大姓，列八大家前茅。绅商石、周、安氏在“八大家”中延续。由于能够保证时间读书的人需有他人劳动的扶助，其家庭或有田地或是富商，因而财富成为取得名誉的必要条件。“买地盖房”“开当铺”成为杨柳青绅民的家教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