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西茶馆

一 川西茶馆的研究状况

对茶馆已有的研究，往往附着于茶文化研究，作为茶文化一个组成部分，多探讨它的形态和反映的世风民情，如连振娟的《中国茶馆》。这本书梳理了中国茶馆发展到茶艺馆的历程，把茶馆作为饮食体系的一部分，作为茶文化的载体和民俗文化的体现来研究，强调悠闲、舒适、轻松、祥和的茶馆氛围，对近代茶馆的“畸形”繁荣和功能的复杂化，主要从它“减退了清俭、雅致的文化气息”^[1]的角度加以评论。陈锦的《四川茶铺》，图文并茂，介绍了四川茶铺的由来、茶道、茶铺众生相，反映了茶铺作为特定的地方文化现象所折射出的文化心理和市井色彩，是一本非常形象生动地了解巴蜀茶馆文化的入门读物。此外，有对茶馆进行史料钩沉的，如陈茂昭的《成都茶馆》。有对茶馆作为文化娱乐场所的调查，如徐金华《茶馆，不可忽视的文化娱乐场所》。大量的是民俗风情类的，如崔显昌的《旧蓉城茶馆素描》、李英的《老成都茶馆的茶道风情》等，主要是介绍性和史料钩沉类的。以往对川西茶馆的研究注重其休闲和娱乐的一面，或者把它列为饮食文化的一小部分，对川西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持一种好奇又不大以为然的态度，眼光有猎奇的成分，方法是民俗研究的，对各种茶馆文化现象的收罗和解释流于表面化。^[2]

真正具有开创意义的四川茶馆的研究始于王笛，在其《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3]《晚清长江上游地区公共领域的发展》^[4]以及《二十世纪初的茶馆与中国城市社会生活——以成都为例》^[5]《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6]《茶馆与都市民众的日常生活》（王笛在华东师范大学的讲演）等一系列论文和专著中，以成都为对象，考察了茶馆这个20世纪初中国最基本的经济文化单位，探索这一时期城市社会、公众日常生活以及政治生活的演化和变迁。2010年他出版了专著《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他在书中主要研究三方面的问题：“第一，这个研究对茶馆生活进行综合分析，显示人们怎样利用茶馆进行休闲、会友、娱乐，各种社会集团诸如学生、劳工、社会组织等怎样利用茶馆开展活动……第二，揭示茶馆的经营和管理，观察茶馆的兴旺发达是怎样与其独特的文化联系在一起，考察茶馆怎样运用各种手段以求生存……第三，……探索了在地方和国家政治中茶馆的角色，讨论社会冲突和政府控制的问题，分析茶馆和公共政治的联系，揭示茶馆怎样成为一个政治舞台，以及大众、精英和国家怎样利用这个舞台，使其在革命、改良和战争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7]

王笛对四川茶馆资料的收集、整理，对相关学术研究的梳理，显示了其深厚的历史学功底，而他将“公共空间”的概念引入茶馆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本文将在结论部分对他的研究进行讨论。

在茶馆这个公共空间中所发生的行为，与哈贝马斯所说的交往行动相关。无论是休闲娱乐、收集信息，还是交易谈判、调解冲突，莫不是人与人作为行动主体之间的互动，是人们使用语言或非语言符号、以相互理解为目的、在意见一致的基础上遵循语言和社会的规范而进行的合作化的内在行动，最终使社会达到统一并实现个人与社会相统一。从人类学的社会整合视角看茶馆，茶馆作为人们生活世界的公共空间，作为交往行动的载体，无疑在川西民众的生活中具有积极的意义。把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和交往行动理论用于川西茶馆的研究，是一种现代性背景下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和视角，可以丰富川西茶馆文化的研究。

空间是人类学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在本文中，笔者将茶馆和祠庙、会馆等纳入“公共空间”这一范畴，在此，空间是以自然的地理形式及人为所建构的环境（物质性空间）为基本要素及中介，^[8]是人的认知、活动与生存的物质与非物质场所和中介，而公共空间则是所有人都可以享受的、自由进出的空间。

二 作为公共空间的现代川西场镇茶馆的考察

（一）溪镇茶馆素描

笔者做田野的时候，溪镇一共有42家茶馆，相对于别的行业，这是个不小的数字，绝大多数都是平民化的大众茶馆。

在溪镇，大多数茶馆没有名字。本地人提起哪家茶馆，一般是以茶馆主人的姓来区分的，如“万荣茶馆”“李九儿茶馆”“宋家茶馆”等。文家茶园也没有挂招牌，“双合”是以前的招牌。

1.文家茶园

在溪镇，文家茶园并不很大，但它在现在的茶馆中，是有历史的，有渊源可寻的。文家茶园位于复兴街东口，复兴街与建华街交汇的十字路口西南角，是典型的川西前店后宅式民居。这种民居是城镇民居数量最多的。^[9]临街住宅的前面作店铺，后面是厨房和起居室，铺面的楼上作居室，铺面仅一间，大小二十多个平方米，铺面兼作一家人进出的门道。民居是木结构，铺面临街一面白天铺板全部卸下，晚上打烊后，只留一小门进出。房屋屋面简薄，木构架用料单薄，年深日久，呈现出沧桑的褐色。这种布局在川西具有代表性，溪镇的茶馆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格局，但有的铺面，已不用木板为门，改成了卷帘门。

现在的主人姓文，出生于1937年。据他回忆，他父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开的茶馆叫双合茶园，当时的木匾还在。茶园有二十张桌子，一百多个座位。“顾客主要是闲耍的人，也有劳动人民，青帮、洪帮、袍哥也去。农民、挑担的要来，口干了喝口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茶3分一碗（相当于现在的三元）。用的是茶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公私合营，文的父亲就在茶园提水掺茶，茶园里有两三个职工，茶园也迁到现在的地址，是文家自己的房子。1975年父亲去世，当时文在拉船，哥哥也有工作，没有人手接茶园，茶园只能停业。直到1998年文从长航社退休后，才又重开茶馆，但招牌一直没有挂出来，主人说是因为茶园小，生意也不大好，怕辜负了祖辈。

文家茶园现在有十来张桌子，只要天气允许，茶桌就不限于屋内，要摆几桌到门口的街面上。这也是川西茶馆通常的做法。天气好时，一条街都是茶桌。夏天，一般要支一顶布幔，由竹竿挑着，伸向空中，遮挡阳光。桌子是请木匠定做的，高约70厘米，为了方便打麻将，部分茶桌就按麻将桌的样式做的，四面带四个抽屉。竹凳，较矮，没有靠背和扶手，不是成都市有扶手的大型竹椅。据说是因为溪镇是水码头，某些民风习俗更近于川南。

现在吃的是自来水，不用到河边挑水了。不过吃茶的人都说还是河水好。以前用茶碗，即盖碗，从2000年起，开始用一部分玻璃杯，专门泡好一点的茶，也就是五毛一杯。盖碗泡三毛的茶，而镇上的老顾客，多半自带茶杯和茶叶，茶馆收两毛的水费。如果客人不说要几毛的茶，老板就自作主张，泡五毛的茶。吃三毛的占大多数。

茶园的茶叶是在街上买的，一次也就买一斤。这一斤茶叶，有时候用十几天、半个月。茶是本地产的，镇上车站那里，就有个五马坪茶叶公司，私人的茶厂更多。从溪镇往西的山区就是产茶区，而本地是川内最大的茉莉花产地，建有一万五千亩茉莉花生产基地，茉莉花是窨制茉莉花茶的重要原料，这里茶馆中最普及的就是本地茶厂加工的茉莉花茶，一般都买中低档的，价位不高；档次高的茉莉花茶本地人消费不起。况且，川人喝茶之意不在茶，普通人对茶叶的品质并不讲究。五毛一杯的茶，茶叶是13元一斤，不讲牌子。三毛一碗的茶，五六元一斤。开茶馆时换执照180元，管理费和税三个月一交，管理费60元，税50—60元。证件年检60元，加上卫生费，一年交200来块。^[10]

每天十来个茶客。“寒天”^[11]就是收个麻将钱，打麻将的都是本街的人。一天也就是卖个十几二十碗茶。赶场天人多一点。茶园是一些孤单老人的寄托，他们几乎每天都来，比如谢大爷，每天早上八点茶园门一开，他就来了，坐在进门的左边第一张桌靠墙的一方，随身带着自己的 “太空杯”，茶叶事先已经放进去了。像谢大爷这样的老茶客还有好几个。

茶园早上一般八点开门，编了号的门板一扇扇卸下来，立在门口右首，一盆水泼出门，叉头扫把^[12]扫扫，就把四张桌子端出来，放在街边。这一天，是“寒天”，桌椅刚布置好，谢大爷来了。他坐定后，陆续来几个人，如果人数够，就凑一桌打麻将。老板见谢大爷一桌三缺一，就冲里屋喊了一嗓子，老板娘出来了，招呼客人：“谢大爷来了。”“来了。”老板娘很自然地坐下，一桌人打开麻将盒子，一阵噼噼啪啪的声响，麻将开战了。这一打，不到中午不会收场。

上午九点，茶园共有七个茶客，除了打牌的，其他几个人坐着，偶尔和老板聊几句，看来是以前的同事。几声鸟叫打破了沉闷，提鸟笼的大爷走进来，老板递过一个撑钩，大爷把鸟笼挂在门口撑遮阳布幔的木架子上。几个人开始谈怎么训练八哥说话。

九点半，屋里有三桌茶客，两桌打牌，一桌打麻将，加上提鸟笼的大爷和一个吃早饭的，共14个茶客。吃饭的人是李刚，他从隔壁面馆要的面条，吃完，有人来收碗。这14个人，有五个以前是和老板同单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