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第三节 国际力量与中国能源产业市场化
既有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往往强调国际力量会影响一国对外政策。实际上不仅是一国对外政策,一国国内行为体的行为乃至国内制度变迁,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国际力量的影响。
一 国际力量与国内制度变迁
琳达·维斯、约翰·霍布森曾强调地缘政治对东亚经济成功的影响。[1]他们指出,20世纪下半叶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区在选择战略性产业发展政策时,地缘政治考量是重要动因。20世纪50年代,中国台湾当局和韩国政府分别将反攻大陆、统一朝鲜半岛,而非经济发展,作为排在首位的目标。那为何在20世纪60年代二者都把首要目标转向经济发展?一个重要原因是1963年美国宣布将停止对台湾当局、韩国政府等政权的经济援助。之前台湾当局及韩国政府购买军备的外汇主要来自美国的援助,一旦美国停止经济援助,那么台湾当局和韩国政府不得不自行发展经济(尤其是可以换取外汇的出口贸易)。而在美国政府准备正式与中国建交时,台湾当局担心自己被美国放弃,于是以非常有诱惑力的条件吸引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进入中国台湾重卡行业,既借此增加美国国内商业集团对台湾当局的依赖,也借此增强台湾当局的军工制造能力。[2]1973年,韩国开始推行大规模发展重化工业的战略,主要缘于国际体系层面的两种因素,一是韩国想赶超日本,并防止韩国经济成为日本附庸的想法;二是美国大规模从韩国撤军,使韩国不得不考虑自行应付朝鲜的威胁。国际压力也是促成近代日本推动国内改革(明治维新),进而变强的重要原因。
国际体系对中国的影响更是非常大:改革开放40多年,是中国不断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过程。按照郑永年等学者的看法,这一进程经历了三个阶段:“引进来”“与世界接轨”“走出去”。如果具体到能源产业,我们可以发现,在引进来的阶段,正是中国能源产业进行初步市场化尝试的阶段;在与世界接轨的阶段,正是中国能源产业市场化深化,强化自由竞争的阶段;到走出去的阶段时,是中国能源产业市场化放缓的阶段。此间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经历了“双重转型”:“中国因为融入世界经济体而改变自己,世界经济体也因为有了中国而在改变自身。”[3]在中国加入国际体系的初期,国际体系对中国的塑造作用,要远大于中国对国际体系的影响。因为以国际制度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有很强的制度刚性,不太容易被改变。而随着中国越来越强大,外汇储备越来越多,技术越来越先进,中国对国际资金、技术的依赖程度不再像以前那么高;中国经济的发展,也使得中国政府越发自信,并开始试图影响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
二 影响中国能源产业市场化的国际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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