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监督与问责机制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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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战略要点与关键环节》

出版日期：2021-06

字数： 14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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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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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完善监督与问责机制研究

责任政治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应有之义，也是建设服务型政府重要的组成部分。问责体现了对政府行为的监督与控制，是依法限制政府权力的重要体现。自从“非典”引发的政府信任危机促使我国首次启动行政问责以来，我国正式进入建设责任政府、发展责任政治的进程中，监督问责无论是从理念还是制度都得到了极大的重视。在责任政府建设和发展责任政治的过程中，从中央到地方都陆陆续续建立了各种形式的问责制，这些问责制度主要涉及政府滥用职权、行政不作为等一系列问题。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更是提出要建立“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这一制度设计针对重大行政决策效应迟滞性特点，对政府官员形成了强大的震慑力，促使政府官员在重大行政决策上更加审慎，推动民主决策、科学决策、依法决策的落实。除了针对政府监督问责机制外，我国也提出并建立了一系列的党内问责制度，力图从党纪国法上建立无缝隙的监督问责机制，强化党与政府的责任意识，强化责任政治，建立责任政府。

自从20世纪中期以来，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基本进入了“行政国家”行业，政府职能扩张、权力扩大，对社会的渗透和干预程度是深刻而全面的。政府不断地从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接受了委任立法权和委任司法权，行政裁量权不断地扩展。例如：“英国议会平均每年通过的立法大约为40件至50件，总数约3000页，而英国政府每年通过委任立法权制定的法定条规约3000—4000件数，总数逾10000页。”^[1]立法机构、司法机构和社会、利益集团、公民个人越来越难以对政府进行问责，这种问责的困难并不来自制度设计和政治原则，而来自作为以官僚制为基本组织原则的现代政府天然的保密性倾向。^[2]行政国家发展而强化的政府治理专业化倾向，使得实际的政治与行政问责越来越呈现出较高的参与门槛，政府之外的其他问责主体在缺乏信息和专业知识的情况下，对政府的问责越来越形式化。对于我国同样如此，我国脱胎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形成了强势政府和大政府的治理传统，不仅仅公民、社会难以参与到政府问责中，即便是人大、政协等法定的问责主体也难以有效和全面地对政府进行问责。无论是从行政国家的发展所体现的国家政治行政职能和权力的扩张，还是从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和公共治理的实际来看，原有的消极性、防御性、惩戒性的问责对于我们强化责任政治，建立责任政府是必要但不充分的，还需要对责任政治的理论基础和伦理原则进行分析和发展，强化作为美德意义上的责任对于建立服务型政府和责任政府的重要性。除了要继续完善作为惩戒性问责的责任政治外，还需要发展政府的解（释）辩性责任，政府应当接受问责主体对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事项、行为与自己的角色、规范和伦理上的监督和批评，并作出回应和解释。从惩戒性问责到解（释）辩性责任是责任政治随着行政国家的扩张而发展的应有之义，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不是不做错事便万事大吉了，这仅仅是一种底线性质的要求，更重要的是要主动接受公民、社会等问责主体的监督，解释自己的行为的合理性。责任不仅仅是作为问责的事后的惩戒，更重要的也是政府的美德和伦理的体现。

一监督问责制度理论基础的反思与发展

作为政治与治理实践的问责，起源于财政制度中。在英格兰威廉姆一世时期，英王要求在其领地内的财产所有者需要向征税官提供自己财产的完整记录，以便征税。而随着西欧国家间竞争烈度的不断提高，征税制度不断完善，问责便通过定期的会计和审计制度展开了。对财政官员问责的主要目的是保障国王财产安全以及财产增值。问责虽然发源于财政制度，但是随着国家建设的不断推进，问责制度得以嵌入国家制度的组织维度中，是现代国家制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体现了国家建设的理性化进程。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问责链条从国王或者君主向抽象的人民主权转变。可以说，监督问责制度并不是现代政治的产物，而是随着历史的发展演进的，但是赋予监督问责制度以公共性的则是现代民主政治。在民主政治的基础上，监督问责制度不仅仅是一种针对于人性自利的惩戒性的制度，同样也旨在强化政府官员的作为美德的责任意识。政府不仅仅要恪守底线、遵守宪法与法律，同样也需要积极履职与作为，回应社会需求和公民期望，增进美德。^[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