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莎剧中的重言修辞及其汉译①

① 本章部分内容已公开发表，见《长春大学学报》2015年第9期《莎剧中的重言修辞及其汉译》（与黄小应合作）。

第一节 引言

根据赖特（Wright 1981）的统计，莎剧中重言辞格总量超过300个，仅《哈姆雷特》就有66个，是其他任何一部莎剧的两倍以上。不难看出，重言修辞在莎剧中占据重要地位，这与莎翁探讨人类情感与思想深处存在的问题十分契合，对表现哈姆雷特、奥赛罗等悲剧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有着重要作用。深入研究莎士比亚重言，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欣赏莎士比亚的悲剧语言。然而，国内学界迄今对重言研究甚少，一些修辞学论著甚至都没有论及。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学界对莎剧重言（hendiadys）修辞格的研究尚付之阙如。本研究系统探究莎剧中的重言，希望可以丰富莎剧的修辞研究，并引起学界对重言辞格的重视。

本章运用概念整合理论，对莎剧中的重言进行认知分析，通过“四空间”意义构建模式来分析重言的意义生成。对《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和《麦克白》四大悲剧中的重言修辞进行认知解读，重点分析和探讨重言修辞的意义生成机制。在此基础上，探讨朱生豪、梁实秋、孙大雨和卞之琳的翻译对原文重言修辞的处理，尝试提出莎剧重言的两大翻译策略：半对应投射法（原文空间投射法和译文空间投射法）和无对应投射整合法。希望以此丰富我国莎剧的辞格翻译研究。国内对重言的翻译研究基本上是浅尝辄止，缺少深入的探讨。本研究结合概念整合理论来探讨莎剧重言的翻译策略，具有一定的开拓性。

第二节 前人相关研究

一 国外相关研究

根据《牛津英语词典》（OED）的释义，重言是由连词连接两个词语以表达一个复杂概念的修辞手段。比如，用and连接两个名词，而不是一个形容词加上一个名词。国外较早研究重言的是鲍兹姆（Poutsma 1917），他详细论述了英语重言的定义、用法和语义逻辑关系。他认为，重言在形式上是用and连接两个并列成分，表达的是非并列的语法功能。（…an illogical substitution of the copulative construction with and for other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他指出重言具有双重性，通过并列结构来表达副词关系（adverbial relation）和形名词关系（adnominal relation）。瓦斯顿（Waston 1986）认为重言有三种主要功能：其一，扩充现有词汇（the extension of the existing vocabulary）；其二，唤起词汇对（to evoke a wordpair）；其三，产生押韵效果（to produce assonance and rhyme）。凯勒（Keller 2009：274）认为重言是语法上不对等的两词的结合，但两词之间的语义关系并不明显。Chrzanowski（2011）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系统地阐释了希伯来文版《圣经》中的动词类重言，这对探讨英语中的重言有借鉴意义。

国外学界对莎剧中重言有一定的研究，主要如下：赖特（1981）描述了重言的起源、莎翁和重言的渊源、莎翁使用重言的特点，以及重言辞格和剧中人物的关系。他指出，莎翁通过重言揭露了剧中人物的多重性格，揭示了悲剧的深刻主题：焦虑、困惑、不安、人性的虚伪。他在附录中还提供了丰富的语料，为研究莎剧重言的宝贵资料。凯勒（Keller 2009：152）指出，重言在《哈姆雷特》中被频繁使用，由此成为该剧修辞的关注点。他也指出要充分理解这一辞格是件困难的事，因为它所表达的复杂概念超出语法语境所提供的信息。此外，凯勒通过语料分析，绘制了重言在9部莎剧中的使用情况图。切斯尼（Chesney 2009）认为对莎士比亚重言的深入研究不仅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和欣赏《哈姆雷特》，而且有助于我们认识和欣赏悲剧语言。同时，他认为重言的形义分离是为了制造歧义。在他看来，重言的意义大于两部分之和。马洪（Mahon 2009）提到莎翁双胞胎儿子哈姆尼特（Hamnet）夭折对莎翁戏剧创作，尤其是对《哈姆雷特》创作的影响。他指出，莎翁将失子之痛融入到了悲剧的创作之中。“二子失一子”的切肤之痛体现在剧中人物的关系中，也体现在遣词造句中，在这种情况下，重言便是剧作家自然而然的选择。重言的实质是“二合一”（one through two），这与莎翁内心的诉求相契合，即他希望自己的爱子能死而复生，希望失去的儿子能在存活的儿子中得到永生。马洪的这一见解颇为独到，为我们理解莎翁为何如此钟爱重言修辞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二 国内相关研究

国内有关重言的著述并不多，具体到莎剧重言研究的则更少。根据陆谷孙的《英汉大词典》（1989），重言（或称“二词一意”）是用and连接两个独立的词以代替一独立词加上其修饰词的惯用组合。文军（1983）认为，重言是反复修辞格（repetition）的一种，并指出“这种辞格在诸多的英国文豪的笔下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如莎翁的《辛白林》（Cymbeline）中就有The heaviness and guilt within my bossom”。文军首先分析了重言修辞的常见形式，然后将重言修辞分为三种结构，分别是：凝固结构、综合结构、合成结构，并用例证加以分析。他在文末指出，“由于‘重言法’以并列结构之貌或表达固定意义，或表示成双配对的整体、或表述修饰与被修饰关系，故而新颖别致、耐人寻味，可以增加语调等修辞意味。”徐鹏（2001：123—124）提出，重言是用and连接两个独立的词，以代替一个独立的词加上其修饰词的惯常组合的修辞手段。他列举了三例重言，着重分析了其修辞效果：使得语言更加生动；满足诗行音步节奏需要；给人深入一层的意境。此外，在国内知名英语修辞学著作（冯翠华1995；李亚丹等2005；胡曙中2007）中，重言无缘占一席之地。

期刊文献中散见一些研究重言的文章，但数量有限。卢炳群（1997：67）认为重言两词一意，延时以加强视听效果。同时他还将英语重言和汉语的复叠修辞格进行了比较，指出“虽然汉语叠字和英语重言这两种修辞格有着相仿的名称，相似的形式，但其实质很不同”。此外，卢氏提出，翻译英语重言时不能简单采用直译。李诗平（2000）从语法修辞的角度对重言辞格的起源、构成、语义关系及翻译技巧进行分析，他将重言分为三类：名词性重言、形容词性重言和动词性重言。李氏指出，由and连接两个形容词所构成的重言辞格，有时在语义上只是起一种增强语势的作用。陈红（2001）对hendiadys的译名（“重名法”“重言”）进行了探讨，指出这种修辞手段应译为“重言”更为准确。赵振春（2005）阐释重言辞格并讨论重言英译中的方法，在理解与翻译过程中对修辞进行解码。然而其主要分析的是重言的定义和分类，只用一例来探讨重言的翻译，也没有就此提出相关的翻译策略。袁晓宁（2006）探讨翻译中常涉及的几种英语修辞格，指出在翻译中由于译者缺乏英语修辞知识而出现的一些问题。袁氏特别指出，在翻译中应注意熟悉重言辞格的表达方式，稍有不慎，就会犯理解上的错误。同样地，袁氏也没涉及重言的翻译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