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莎剧中的动物比喻及其汉译①

① 本章部分内容已公开发表，见《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概念隐喻理论视角下莎剧的动物比喻研究》（与孙立荣合作）。

第一节 引言

莎剧中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丰富多彩的戏剧主题、独具一格的修辞语言历来是莎剧研究的重要内容，而数以百计的意象也是莎学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动物是莎士比亚所使用的重要意象之一，数量位居莎剧文本中的意象之首。（仇蓓玲2006）通过比喻辞格，动物词汇在莎剧中起到了营造戏剧气氛、传达人物情感、阐明事理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莎剧中的动物比喻也成为剧中人物的隐喻认知工具，戏剧中难以描绘的人物情感、复杂的事理借助动物比喻得以清晰呈现。

本章以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中的动物比喻为基本语料，结合动物比喻的语言形式特点对动物比喻进行系统的分析和分类，同时以认知语言学的概念隐喻理论为切入点，对莎剧中的动物比喻进行认知解读，探究其认知机制，挖掘动物比喻修辞背后的概念隐喻，分析动物比喻的认知功能。最后，结合概念隐喻的翻译观，考察莎剧现有代表性汉译本（朱生豪、梁实秋、卞之琳、方平以及孙大雨）对四大悲剧中动物比喻的翻译方法，总结出动物比喻的翻译方法。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考察现有汉译本对动物比喻的翻译时，着重结合概念隐喻的翻译观念对各位译者的译法进行描述和分析，进而总结和概括动物比喻的翻译方法。

第二节 前人相关研究

一 国外相关研究

有关莎剧中的动物研究，国外的学者们多倾向于从意象的角度考虑动物在莎剧中的作用，同时将动物意象与其他意象结合在一起，从文学角度探究莎剧中的意象使用情况。该方面的研究成果极为丰硕，相关的书籍和期刊论文不胜枚举。就代表性成果而言，斯珀金（1935）系统地考察了莎翁在戏剧中所使用的意象，并对这些意象进行了分类。他认为莎剧中的意象体现了莎翁个人的性格特点、脾气秉性以及其极富想象力的思想，借助意象可以窥见莎翁的个人经历以及莎翁对剧中人物的态度。斯珀金还探究了意象在莎剧戏剧中所起的作用，认为这些意象奠定了戏剧的感情基调。海尔曼（Heilman 1948，1956）在其两本研究著作中将莎剧中的意象与戏剧的主题和结构结合起来，但其研究夸大了意象在戏剧主题和戏剧结构上的作用，忽略了情节设计、人物构造等方面对戏剧的重要影响。查尼（Charney 1961）的研究则侧重于戏剧中的意象研究，探讨了在人们解读莎剧时意象所起到的作用，考察了意象与戏剧事件之间的相互作用，描述了意象如何融入莎剧的舞台动作中。这些研究为后人开展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克雷蒙（1977）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一个新的角度探究了莎剧中的意象。他系统地研究了莎士比亚37部戏剧中的主要意象，将意象的戏剧功能与莎剧中的场景、人物、情节及戏剧发展结合起来，追溯了莎剧中意象使用的变化和发展情况。他指出，在莎翁早期作品中，意象对于戏剧情节而言，几乎是可以分离出来的元素。然而随着莎翁戏剧创作艺术的渐趋成熟，意象与戏剧情节之间变得越来越紧密交织，有机地融为了一体。

还有一些以莎剧中的动物为专题的研究成果。约德（Yoder 1947）围绕着莎剧中人物塑造这一中心，考察了动物类比在塑造人物性格时所起的作用；哈定（Harting 1965）探究莎翁笔下形形色色的鸟类意象，详细分析了莎剧中各种鸟类的典故渊源；托马斯（Thomas 2002）则通过研究莎翁笔下的动物意象，揭示了早期现代英语戏剧中的社会和自然景象。这些研究虽然影响远没有斯珀金及克雷蒙等人那样深远，但却是莎剧动物意象研究中不可忽视的成果。

此外，麦克罗斯基（Mccloskey 1962）以莎剧《李尔王》中的动物意象为对象，探析了戏剧中动物意象在情感表达上的作用；温特斯多夫（Wentersdorf 1983）探究《哈姆雷特》中与“性厌恶”（sex nausea）有关的动物意象，结合《哈姆雷特》的戏剧情节以及哈姆雷特本人的性格特点阐述了在该剧中动物意象的具体应用及其所蕴含的深意。朱莉（Julie 1997）从电影改编角度，分析了《李尔王》中的动物意象的跨文化翻译问题。值得一提的是，该文通过深入分析《李尔王》中被女儿抛弃、在暴风雨中与自然对抗的李尔的话语，探究了李尔言语中使用的动物意象背后所透露出的情感。从刚开始对大女儿和二女儿亲情回报的过高期望到最后的疯狂、绝望，李尔的情感变化通过他所使用的动物意象传递出来，朱莉最后归纳出该剧的动物隐喻：人即野兽（the-man-becoming-beast imagery pattern）。桑农（Shannon 2009）则考察了莎剧中动物词汇的使用现象，指出人们的动物概念对人性看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莎翁通过动物词汇来揭示人类生活中不断丧失的标准和日益增加的专制。

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发展和其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国外学者开始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探究莎剧中的修辞语言。弗里曼（Freeman 1993）运用认知隐喻理论分析《李尔王》的戏剧语言，探究儿女亲情及家庭关系的隐喻投射；提莎里（Tissari 2006）发现莎剧中由“爱”构建的隐喻多与常规隐喻重叠。张伯伦（Chamberlain 1995）运用隐喻认知理论系统地阐释了莎剧中的多项隐喻，研究范围从某一主题的隐喻扩大到语句语篇中的隐喻表达。

这些研究成果对本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 国内相关研究

国内关于动物词汇的研究数量众多，成果丰富，内容涵盖动物词汇的寓意、翻译策略及隐喻映射。陆长缨（1992）从英汉对比的角度探讨了动物名词在两种语言中联想意义的比较；喻云根、张积模（1992）提出了动物词汇在英汉互译时的翻译策略；李君文、杨晓军（2000）从时间和空间系统论述了14种常见动物形象在东西方文化中的内涵差异，揭示了文化与翻译之间的种种关系和内在规律；廖光蓉（2000）从文化动物词的总数、各类动物词中文化动物词的数量、多义文化动物词的数量、文化意义类型及其文化成因等方面对英汉文化动物词的意义进行了对比和分析；苏筱玲（2008）则从隐喻认知的视角下分析了英汉动物词汇的隐喻认知及语域投射。此外，张光明（2010）和崔显军（2012）探究了英语、汉语中动物意象的寓意差别和构成比喻的主要手段。

总体来说，在动物词汇的汉译方面，国内的研究虽然提出了翻译策略，但诸多研究得出的动物寓意的汉译策略却大同小异。有关英、汉语动物寓意的研究在语料的选择方面过于泛化，研究结果只是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增添少许动物词汇的新增寓意，基于文学作品中动物寓意的系统研究尚未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