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莎剧中的颜色隐喻及其汉译①

① 本章部分内容已公开发表，分别见：《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英汉对比视角下莎剧颜色词的汉译》；《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英汉对比视角下莎剧中“红”的变体颜色词汉译》；《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5年第10期《隐喻认知视角下莎剧中隐喻颜色词的汉译》；《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隐喻认知视角下莎剧中颜色词的修辞研究》；以上均与唐小宁合作。

第一节 引言

认知语言学家莱柯夫（Lakoff & Johnson 1980，1999）认为，人类的认知与语言的发展离不开人的感官对外界事物的感知和体验；而对于抽象的认知，人们往往会借助对事物的相似体验形成“隐喻”；束定芳（2000）认为隐喻是人类以其在某一领域的经验来说明和理解另一领域的经验的认知活动，所以这里的“隐喻”需要跟修辞学中的“隐喻”区别开来。

隐喻曾一度被当作修辞进行研究。不可否认，修辞学家十分推崇的隐喻的修辞作用对语言的认识和理解是十分有帮助的；但是另一方面，修辞学对隐喻的研究带有明显的局限性，它偏重于语言形式本身的分析，将语言、认知和社会割裂开来，忽略了它认知的本质属性及其在客观世界的纽带作用（谢之君，2007：31—32）。所以隐喻研究要突破语言形式上的局限性，进入认知主体的深层认知机制中。

鉴于修辞学的隐喻研究的种种局限，那反过来，我们是否可以用隐喻认知理论对修辞进行研究呢？修辞是否具有认知属性呢？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曾在《修辞学》中阐释了隐喻理论不仅具有话语风格功能，同时也具有认知功能。20世纪美国新修辞学兴起，人们开始思考修辞与真理的关系，认为修辞本身便具有唤醒人的作用，这也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注意到了修辞的认知属性。如今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这一点，马天俊（2000）认为修辞与思想共生，在塑造知觉模式和思维倾向方面比逻辑更具原始性和重要性；陈汝东（2001）明确提出修辞具有认知属性。所以从隐喻认知的视角研究修辞是具有可行性的。

此外，针对翻译发展的现状，如（罗新章1990）说的“世人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探索，最后又回到了严老先生那里……”关于翻译标准的研究“停滞不前”；从隐喻认知视角进行翻译研究，也不失为突破传统翻译研究的一次新尝试。

莎剧作为世界文学的瑰宝，其语言研究价值是毋庸置疑的。莎士比亚在剧作中对颜色词的使用也着实为其戏剧语言增色不少，无疑是语言研究的绝好素材。文献检索表明，尚无学者对莎士比亚戏剧的颜色词（包括基本颜色词和变体颜色词）进行研究。

认知语言学认为，对颜色的认知是人类对外部世界认知和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颜色词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语言发展进程的认识（陈家旭2003：283）。认知语言学家朗盖克（Langacker 1987：150-154）认为，颜色域跟时间域、空间域、情感域一样是语言中最基本的认知域之一。但近年来国内对颜色词的研究则大多是社会文化差异的比较研究，且仅以基本颜色词为研究对象；而从认知角度对基本颜色词与变体颜色词所形成的隐喻——我们称之为颜色隐喻——的研究还付之阙如。

本章从隐喻认知视角对莎剧中的颜色隐喻及其翻译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其一，对基本颜色词与变体颜色词进行语料统计；其二，分析莎剧中基本颜色词与变体颜色词的隐喻化认知机制及其在修辞中的体现；其三，从隐喻认知的角度讨论现有主要汉译本对颜色隐喻的翻译，并就汉译策略提出我们的建议。

文献检索表明，尚无学者对莎士比亚戏剧的颜色词（包括基本颜色词和变体颜色词）进行过系统的研究；本研究选取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和四大喜剧中的颜色词进行研究意在弥补莎剧研究领域的缺憾；我们根据原型理论和语义场把颜色词分为基本颜色词和变体颜色词，意在改善现有颜色词研究的状况，即仅重视基本颜色词，而忽视了同等重要的非基本颜色词，即变体颜色词。通过对莎剧变体颜色词运用的分析，也意在证明变体颜色词在实际应用中的重要性（谢世坚、唐小宁2014a，b，2015a，b）。

通过对莎剧中颜色词的隐喻认知机制的分析，论证莱柯夫的概念隐喻的“单向映射”和“恒定原则”的局限性；使隐喻认知理论在实践中得到不断完善。隐喻认知视角下的修辞研究已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肯定；但在实际研究上，参考文献还不够充分，这需要更多研究领域共同努力；本研究运用隐喻认知理论对莎剧中颜色词的修辞进行研究，希望能在这一层面为隐喻认知对修辞的解释力提供佐证，丰富修辞研究，拓展隐喻认知理论的运用范围。

从隐喻认知视角对莎剧颜色词的汉译进行研究。从隐喻映射的源域和目标域以及二者能够构成映射的条件对颜色词隐喻的翻译进行分析，有助于本族语者加深对母语的认识，了解英语和汉语颜色词所蕴含的认知差异，以期为莎剧重译提供参考；并且这一研究也意在为翻译研究尤其是修辞翻译研究开辟新的思路。

第二节 前人相关研究

一 国内外颜色词研究

在国外，颜色词的研究始于哲学领域。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就提出色彩感知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发光源、反射光线的物体及能够接收反射光线的眼睛。亚里士多德把简单色（白色、黄色和黑色）与物质世界的基本元素联系在一起，认为复合色是由简单色调和而成。17世纪60年代，英国物理学家牛顿开创了色彩研究的新纪元，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色彩研究由此展开（杨永林2003a：40—46）。18世纪以来，色彩研究的焦点是语言中色彩词汇系统的发展。色彩词汇的文化决定论与语言进化论是贯穿于色彩研究中的两种主要观点（张金生2004：395—397）。语言进化论认为，语言中的色彩语码系统进化过程和方向大致相似，它们决定一种具体语言的基本色彩词汇的规模和类属；文化决定论主张，不同语言色彩词汇的数量和语义界限是不同的，它取决于文化，不具有规律性。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族学家柏林和凯伊（Berlin & Kay）通过对98种语言中色彩词汇的调查，于1969年发表了颜色词研究的经典著作《基本色彩词语：普遍性与进化论》。但柏林和凯伊把基本颜色词汇体现的范畴化普遍规律单纯归结为人们的色彩视觉，否认文化与社会在其中的作用，这一观点遭到许多学者反对（杨永林2002b）。此后关于颜色词的研究大多是关于基本颜色词的研究的，主要有Rosch（1972），Rosch&Oliver（1972）；Kay & McDaniel（1978）；Kay（2005）；Kay & Maffi（1999）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