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莎剧和曹剧“心”的隐喻及其汉译①

① 本章部分内容已公开发表，见《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概念整合视角下莎剧heart和曹剧“心”的隐喻翻译》（与严少车合作）。

第一节 引言

隐喻无处不在，它在人类认知和推理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Lakoff &John 1980：1）。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对隐喻的理解，不再局限于语言修辞层面，而上升到“隐喻是人类认知活动的重要手段”这一思维认知层面，隐喻的认知研究成了现代隐喻研究的方向。隐喻以人的基本经验为基础，人体部位及其器官是人类认知和体验世界的基本参照，是人类赖以实现隐喻化的一种基本的、重要的始源域；而始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的互动性又决定着人体有时也是目标域（卢卫中2003：23—28）。近年来，人体部位名词的隐喻，如“心/heart”“头/head”“眼/eye” “脸/face”“手/hand”等身体名词的隐喻，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研究。“心”（心脏）作为人体的核心器官，是人类与客观世界进行互动的根本基础。“心”词语的隐喻化对于人类思维与认知具有重要意义，值得深入探讨。

近年来，认知语言学视角的修辞研究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肯定，但一些相关问题尚待探索，需要学界作出更多努力。国内学者借助西方隐喻理论对比探究英汉语“心”的隐喻特点，这一研究领域虽日趋成熟，但专门以中西方戏剧修辞语言为语料，从认知语言学理论对比考察英汉剧本中人体词“heart/心”的隐喻性修辞的研究尚未出现，而认知语言学理论视角下的中西戏剧中人体词“heart/心”隐喻翻译的研究更是无处可寻。

莎士比亚堪称“语言大师”“修辞大师”，其作品的生命力源于其极具艺术魅力的戏剧语言。曹禺作为我国现代话剧史上成就最高的剧作家，其戏剧语言也极富艺术感染力。莎士比亚和曹禺经典作品的语言背后大都蕴藏深刻的隐喻意义，值得深入挖掘。

本章我们选取标志着莎剧语言艺术之巅峰的四大悲剧（《李尔王》《哈姆雷特》《奥赛罗》《麦克白》）和标志着我国现代话剧走向成熟的曹禺戏剧《雷雨》《日出》为语料，结合现有代表性汉译本——朱生豪、梁实秋、卞之琳、孙大雨的莎剧汉译本以及王佐良、巴恩斯的曹剧英译本，运用认知语言学的概念整合理论，全面考察莎剧中 heart和曹禺戏剧中“心”的隐喻性修辞，系统地探讨“heart/心”的隐喻意义，发掘隐喻意义的生成机制，探寻“heart/心”隐喻性修辞的认知过程及规律，探索戏剧修辞语言研究的新路。同时，我们将以概念整合翻译观为视角，考察现有代表性译本对剧本中heart和“心”的隐喻的处理方式，对比分析译者们对heart和“心”隐喻性修辞处理的特色与不足，并提出相应的翻译策略，希望对修辞语言翻译的实践和研究有所帮助。

第二节 前人相关研究

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格，更是一种从源域（喻体）向目标域（本体）进行映射的认知方式。我们要从修辞到认知层面对莎剧和曹剧“心”的隐喻进行识别、分类，有必要先了解隐喻的性质和类别；要从概念整合理论出发，对剧本中“心”的隐喻进行认知解读，需要先对该理论的研究现状有所了解；而要建构该理论视角下“心”隐喻的翻译模式，更有必要了解前人将该理论与翻译相结合的研究。

本节先回顾前人关于隐喻的性质和分类的论述，然后梳理前人关于人体词汇的隐喻化研究，着重概述作为人体核心器官的“heart/心”的认知研究现状，并扼要回顾前人关于莎剧和曹剧人体词的研究。

一 隐喻的性质与分类

不同领域的学者，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赋予隐喻不同的含义。关于隐喻的分类，也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节以“隐喻”的修辞性为切入点，探讨隐喻如何从一种修辞现象发展成为一种认知方式。

（一）隐喻的修辞性

英语metaphor一词，源于意为“超越、负载”的希腊语metaphora，即一种意义的转移，该过程具有动态性。传统隐喻理论认为，隐喻首先是作为修辞学术语提出的，隐喻是一种修辞格，是一种修饰话语的语言现象。亚里士多德曾指出，一切修辞现象可谓之为隐喻性语言；与明喻一样，隐喻是两种不同事物的比较，是修饰性的语用现象（束定芳2000：11）。从狭义上说，英语辞格 metaphor 就是“an implied comparison between two（or more）unlike things achieved by identifying one with the other”（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类事物之间隐含的比喻，用把一个事物等同于另一事物的方式构成）（转引自李国南1999：195—196），这与汉语譬喻辞格的定义颇为相似，如陈望道（1932/2008：59—63）所说，“思想的对象同另外的事物有了类似点，文章上就用另外的事物来比拟这思想的对象的，名叫譬喻”，该辞格可细分为：明喻、隐喻、借喻；但英语metaphor涵盖的内容较汉语隐喻广泛，具有汉语隐喻和拟物等比喻辞格的特点（李亚丹、李定坤2005：134）。此外，享有“修辞格命名学家”美誉的皮埃尔·冯坦尼尔（Pierre Fontannier），根据修辞格形式的不同关系将隐喻划分为：隐喻、转喻和提喻（谢之君2007：30）。值得一提的是，西方修辞界认为，拟人辞格也是隐喻修辞的一种，即以人为喻体的隐喻（personal metaphor），因为用来拟人的动词、形容词或名词都必定是“隐喻性的”（metaphorical）（转引自李国南1999：46—47）。

（二）隐喻的认知性

从广义上说，隐喻不仅是语言中的修辞现象，更是人类认知活动的有力工具和结果。隐喻无处不在，我们的语言、思想和行为本质上均是隐喻性的，隐喻的实质就是通过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另一种事物，其研究范围可包括明喻、转喻、提喻、类比、反语等（Lakoff & Johnson 2003：4-5；王寅2007：415）。具体而言，隐喻的形成，即隐喻化，是概念系统中概念域之间的跨域映射，即将源域的经验映射到目标域，表达式为A is B（A是B），A是抽象和陌生的目标概念域，B则是相对具体和熟悉的始源概念域，我们通过B概念来理解A概念。为了更好地分析和理解隐喻意义形成的过程和方式，Lakoff和Johnson将隐喻分为三大类：结构性隐喻（Structural Metaphors）、方位性隐喻（Orientational Metaphors）、本体性隐喻（Ontological Metaphors），其中本体隐喻可谓是人类概念系统的基础，还可细分为三类：实体和物质隐喻（Entity and Substance Metaphors）、容器隐喻（Container Metaphors）、拟人隐喻（Personification）（王寅2007：409—410）。束定芳（2000：51）和王寅（2007：412—415）则结合隐喻的表现形式、功能效果及认知特点等，将隐喻依次分为“显性隐喻与隐性隐喻”“根隐喻与派生隐喻”“基于相似性的隐喻与创造相似性的隐喻”等类别。而这也体现了对隐喻特性的探讨离不开“概念（隐喻性概念）”和“语言（用以表达该概念的语言）”这两大层面（Lakoff & Turner 1989：50）。有趣的是，基于相似性的隐喻与创造相似性的隐喻这一对隐喻类型引来不少学者对“隐喻与相似性的关系”进行探讨，Searle就曾论述相似概念在字面论述的关键作用，但之后又指出隐喻的理解不一定完全依靠相似性，可见其对“隐喻基于相似性”的观点持调和态度（王寅2007：414）；Lakoff和Johnson（1980）则强调隐喻可以创造相似性，而不是基于相似性。不过王寅（2007：415）和束定芳（2000：51）均认为，隐喻和相似性是一种辩证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的隐喻都包含这两种情况，即语言中既有基于相似性的隐喻，也有创造相似性的隐喻；而它们又大致依次对应主要根据规约性而划分的常规隐喻和新奇隐喻。依 Lakoff和Johnson（1980，2003）、Lakoff（1993）、胡壮麟（2000）所言，常规隐喻或称日常隐喻，是人们认识其他事物、概念等的基础工具，而新奇隐喻可称文学隐喻或诗学隐喻，更能充分解释人们如何创造和理解这一工具，且后者是前者的拓展与延伸，尽管在传统隐喻观中“隐喻”一词最初可理解为新奇或诗性的语言表达（Lakoff 1993：1），这便强调了隐喻作为一种认知机制，首先在语言层面得以体现，但这并不足以说明隐喻作为一种认知方式的各个方面，只有通过语言现象，进一步挖掘隐喻的本质，进而加深对语言意义的认识与理解（谢之君2007：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