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莎剧和曹剧“风”“雨”隐喻及其汉译

第一节 引言

本章我们拟从体验认知视角，以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即《哈姆雷特》《麦克白》《李尔王》和《奥赛罗》）和曹禺的《雷雨》《日出》和《原野》为语料，对剧本中的“风”“雨”隐喻进行认知对比分析，阐释其隐喻认知机制，总结共性和差异。同时在概念隐喻视角下，对朱生豪、梁实秋、卞之琳和方平的莎剧译本进行对比，并对巴恩斯（Barnes）和王佐良合作的《日出》英译本以及巴恩斯的《雷雨》英译本进行考察，分析他们对“风”“雨”意象隐喻的翻译处理方式，探讨这些意象的翻译策略。

曹禺是中国现代话剧史上成就最高的剧作家，被人称为“中国的莎士比亚”，其作品《雷雨》《日出》和《原野》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现代话剧艺术的成熟。莎士比亚作为一代语言和修辞大师，善于使用各种修辞手段来丰富戏剧语言，增强语言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其中比喻尤为常见。在曹禺戏剧语言中也有很多比喻性的修辞。

传统的比喻修辞研究仅停留在语言层面，认为比喻是一种语言现象，是语言形式上的修辞，是美化语言的一种手段。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发展，人们不仅仅将比喻看作一种语言层面的修辞手段，而且当作一种认知思维方式。巧妙地运用意象和修辞是两大剧作家的重要特点。善于使用意象或者意象群来表达剧作人物情感、表现戏剧主题是莎剧一大特色，如暴风雨在《李尔王》中起到烘托剧情、唤醒点化李尔王的作用。在曹禺戏剧《日出》《雷雨》和《原野》中使用的如太阳、风、雨、雷电、原野等自然意象也很好地彰显了戏剧主题。

本章以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和曹禺三部戏剧中“风”“雨”隐喻为研究对象，首先对它们的比喻辞格进行分类对比，然后从认知体验视角，借助概念隐喻理论对其进行认知分析，最后从概念隐喻视角探讨莎剧和曹剧的翻译策略，主要回答如下问题：第一，莎剧和曹剧中“风”“雨”隐喻认知有何特点？二者之间有何异同？第二，概念隐喻视角下“风”“雨”隐喻翻译模式是怎样的？第三，如何对莎剧和曹剧中“风”“雨”隐喻进行翻译？

我们将借助语料库软件 antconc3.2.0w，对莎剧和曹剧中“风”和“雨”概念隐喻进行对比分析，具体步骤如下：首先，考察莎剧和曹剧中有关“风”“雨”比喻辞格的语言特征，并进行界定和分类，对其句法结构进行描述和对比。其次，对剧本中“风”“雨”意象属性的跨域映射进行认知分析，总结其共性和差异。最后，在分析莎剧和曹剧“风”“雨”辞格语言特点和“风”“雨”概念隐喻认知的差异和共性的基础上，对朱生豪、梁实秋、卞之琳和方平的莎剧译本进行对比，并对巴恩斯和王佐良的《日出》英译本以及巴恩斯独译的《雷雨》英译本进行考察，以隐喻翻译视角讨论他们对“风”“雨”隐喻的翻译处理方式，探索可行的翻译策略。

第二节 前人相关研究

国内外学者对“风”“雨”意象的相关研究大抵从文学、认知语言学和翻译三个角度出发，为了系统地把握国内外莎剧和曹剧中“风”“雨”意象及翻译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我们将从三个方面对“风”“雨”意象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

一 “风”“雨”意象的文学研究

庞德认为意象是诗人最重要的材料和诗歌的核心，是诗人传情达意的工具（转引自黎志敏2005：3）。意象理论在中国起源很早，《周易·系辞》有“观物取象”“立象以尽意”之说。所以“意象”在中西方文论中是一个重要的概念。“风”“雨”作为两种常见的自然意象，在中西方诗歌和戏剧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学者们在此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从文学史的宏观角度来探讨“风”“雨”及相关合成词所包含的意蕴和象征色彩。如：王云路（2000）、张丹（2008）、瞿明刚（2009）、齐静和徐红妍（2010）等。王云路（2000）阐述了用比喻方式构成的新词“云雨”是如何从汉魏六朝时期的本义分别和分离及表达对佳人思念之义演变为宋元时期及明清小说中含男女欢会之义的亵词。张丹（2008）从春雨、苦雨和雅雨模式阐释了雨意象在唐宋诗词中实现了表现模式的多样化和审美内涵的丰富多彩。瞿明刚（2009）用中国文学史上很多作品中例证说明云雨意象是中国文学性爱主题最经典的隐语，蕴含着繁衍人类的生殖意义。齐静和徐红妍（2010）认为元杂剧风雨意象对营造戏剧环境、深化主题、推动剧情发展、内涵情感冲突、丰满戏剧人物形象起到重要作用。

第二，通过作品中“风”“雨”意象解析评析作家的生平和人生抱负。如：李素平（2005）从李清照词中的“风”“雨”意象表现了她用女性的细腻去感受大自然的风雨，用女性的柔弱承受感情的风雨，用女性的坚韧去承担社会的风雨。钱爱娟（2008）从“风”“雨”意象展示了诗人杜甫不同阶段的忧患意识。

总的来说，学者们主要将“风”“雨”意象作为一种文学或者修辞手段——象征手法来研究，集中于揭示它们蕴含的象征意蕴和审美意义。学界对莎剧和曹剧的意象的研究大致也可分为两方面：意象的分类研究、意象对戏剧主题的作用与意义研究。

先看意象的分类研究。20世纪30年代英国伦敦大学英国文学教授斯帕金（Spurgeon 1935）首先对莎士比亚戏剧意象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并加以分类。根据斯帕金（1935：44）的分类，莎剧中的意象主要来源于两种渠道：一是自然（nature）；二是日常生活和习俗（indoor life and customs）。自然包括季节的变化，日月星辰、花草鸟兽、风雨雷电等属于自然元素。她采用统计的方法，用数据证明了莎士比亚与他同时期的剧作家更倾向于使用“运动、娱乐”方面的意象。同时她也关注莎剧中含有意象的比喻类辞格，如明喻、隐喻等，以及这些辞格在探索莎士比亚的性情和思想，深化主题和塑造人物形象上的作用。正如 Clemen（1977：15）所说：斯帕金认为莎士比亚偏好于用某些特定种类的意象去表达他自己的喜好和厌恶，因此莎剧中的一些意象也被认为是莎士比亚本人内心世界的一种写照，是反映他看待事物观点的一面镜子。另一位学者Emastman（1974）在他的著作中图解式地列出了许多意象群，如鸟—甲虫意象群和老鹰—鼬鼠—雄蜂意象群，他提出的意象群对后人的研究不无启发。

再看意象对戏剧主题的作用和意义研究。克雷蒙（1977）的意象研究与斯帕金不同，他通过对出现在剧本中特定环境的意象以及上下文关系来论述意象的形式、作用和意义，斯帕金主要关心的是意象总体上的规则，按其内容加以分类，旨在揭示莎士比亚的思想观点和兴趣爱好等，二者的研究方法也不一样，前者是有机的，后者是统计的（涂淦和1987：133）。我国学者如华泉坤、田朝绪（2001）对悲剧《李尔王》中的视觉、动物、正义等意象一一进行了分析并评论其对刻画戏剧主题和人物特征的作用。肖四新（2011）对包括“风”“雨”在内的自然现象是如何在莎士比亚早期喜剧、中期悲剧和后期的传奇剧中体现他对人文主义思想的思考进行了研究。在对曹禺戏剧的意象研究方面，刘旭（2010）认为《雷雨》中雷雨意象频繁出现是受古代关于雷雨击杀罪恶之人经验的影响，象征着一种集体无意识——雷雨崇拜，更具体地说是雷崇拜，雷雨意象的使用在烘托人物、渲染气氛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表达了剧中人物罪的意识、灵魂的审视和救赎意识。

综上所述，中外学界有关“风”“雨”意象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一是将焦点放在作品上，将“风”“雨”意象作为讨论诗歌、戏剧主题或基调、意义的一种艺术手段，探讨意象中体现的象征意义或道德观；二是将焦点放在作家身上，试图通过对意象的分析来推断作者的思想和主张。斯珀金对莎剧意象的统计研究、克雷蒙的有机研究方法和Emastman关于意象群的提法对后人的意象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和启示意义。

二 “风”“雨”的认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