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建设中的话语动员逻辑——以苏北宏村为表述个案

（农村改革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武汉　430079）

内容提要：税费改革的推进释放了乡村社会的发展潜能，同时也引起了基层社会的联结出现一定程度的“断裂"，其中一个表现突出的侧面是社区内公共建设的动员参与问题。本文以苏北宏村的公共道路建设这个小事件来切入解答如何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将分散的村民动员到对村庄公共建设的参与上来。从宏村的个案来看，村民在社区生活中积累了对公共建设的强烈需求，在市场环境中对家庭经济改善的努力成就了具备一定经济能力的分散性村民，这从理论上为公共建设事件准备了条件。但在公共建设的动员中，村民以对公平性的反思建构了话语逃逸，从而消解了公共建设的公益性。面对来自村民的压力，村干部以公益性“文本"的表达发掘和话语纳入策略的运用应对了村民话语逃逸的张力，实现了公共建设的完成。话语动员作为一种重要的和有效的方式，在公共建设中连接了公益性“文本"与动员双方的行为。虽然关键在于要实现公益性“文本"的话语运用，但如果能通过它将对村庄的公共需求与对公共需求的付出精神同构起来，那么其力量更不可小觑。宏村的个案给出的是话语动员层面的一次博弈争夺，但社区公共性精神并没有得到有效建构，这将为以后的公共建设进行再博弈埋下伏笔。当然，笔者的研究在于指明，假若公益性的“文本"能够被话语动员成功激活与运用，至少在村庄公共建设动员中找到了一个新的研究和实践的突破口。

关键词：公共建设　动员　公益性“文本"　话语策略

一　导论：研究起点与进路

（一）问题缘起

发现问题的过程往往伴随着些许意外之情。笔者于2010年7月初次前往研究中的村庄（苏北宏村）调研时发现，便利的交通（326省道穿村而过，204国道距村不远，通榆大运河紧挨着村子东侧）牵连着村庄与村外世界，村中约三成的村民在外务工，而鳞次栉比拔地而起的新式楼房凸显出农民的经济生活普遍好起来了。

走进村委，村书记兴奋地向笔者讲述税费改革后该村的迅速发展和村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但当问及现在做农村工作还有什么困难时，村书记想了一下，意味深长地说道：“现在工作比以前是更难做了，给老百姓送钱是很容易（指国家对农民的各种补贴），要想收钱修个桥铺个路的就难喽。"^'>[1]接着以当年筹资要修的南片区道路（连接三、四组）为例，无奈地笑着说“三组（共91户）筹了八百块钱，四组是一分钱都没有筹到"。当问及村书记是因为群众不愿意修路还是没有钱修路时，他均表示否定，只是说现在村干部说话没人听了，很难把群众调动起来。不过，村干部表示会“再试试"。

时隔近两年，2012年4月，村书记很高兴地打电话给我，说是让我过去看看，他正在忙着铺三四组的路，言语中满是高兴和自信。这个问题引起了我的兴趣，村民的经济生活已经普遍好起来了，对公共道路建设的改善也有需求，为什么最开始（实际上修路筹资工作在2009年就已经开始）的修路筹资工作不能立刻取得成功呢？而村书记尚感筹资的无奈和会“再试试"的修路心态到充满高兴和自信地完成铺路工作的转变中，群众是如何被成功调动起来的呢？这就成了本文的问题来源，也是研究的关键所在。

当三四组的道路硬化工作已经完成之后，村书记向我述说了如何完成道路建设的问题，他是这么说的：“你说我们现在这些基层干部吧，确实挺为难的。我们又不能不做事，（不做事的话）老百姓就会埋怨你，如果做事吧，又没有钱，国家对农民的补贴都是直接到农民头上，我们干部向农民根本不可能收到钱（来搞公共建设）。"^[2]接着村书记轻描淡写地说道，“（要向老百姓筹资）就是要去跟老百姓协商，去做老百姓的思想工作，把话说好，说到他不好意思了，工作也就基本上可以了。"

按照村书记的解释，村里（作为没有多少公共积累的村庄）要开展公共建设，需要受益的村民来出钱出力，不过需要“去做老百姓的思想工作，把话说好，说到他不好意思了"才能实现这个目标。那么，是否可以从村书记的解释中延伸出对公共建设动员完成的新的逻辑切入点呢？

费孝通先生认为，“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3]，村落，就是基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生产、生活在一起的村民构成的远离国家远离城镇的乡土空间。^[4]在这个空间中，农民进行着意义的再生产。李怀印认为，“村社（village community）的维系不仅因为它自有一套调节其成员之间相互权利与义务的惯例或村规，还有一个维持此一村规日常运作的村社‘话语’（community discourse）。"^[5]李怀印的话语是一种村民对村规惯例的认知态度，它对于塑造社区凝聚力有着一种无形的压力。在宏村的修路事件中，村书记的与村民协商，做工作显然与李怀印研究的二十世纪早期华北村庄中，当权者要在村社话语中体现并维护村社利益有很大的不同。那么，在本文研究的公共建设动员中，话语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又是如何被运用的，从而实现动员工作的完成呢？

亨廷顿认为，“农村在现代化国家的政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谁控制了农村，谁就控制了整个国家。"^[6]当前中国农村正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迈进过程中，新世纪伊始，国家的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逐渐深入农村，农村的面貌和农民的生活条件也在这个进程中改善明显，然而另一个方面也出现了农民对基层公共事务参与热情下降的状况，“一事一议"的运作难度加大。那么，该如何动员农民参与村庄事务以推进基层民主的发展仍旧是一个难题。从实践的意义上说，本文对村庄公共建设动员的研究也就有其价值所在。

（二）研究脉络及检视

学者们对“动员"的研究一般集中在宏大的社会动员、政治动员等方面，而且将其理论命题与现代化等结合起来^[7]，这方面产生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本文并不是在宏观上回应既有的研究，而是着眼于动员的微观层面，从学术界对动员微观层面的研究来看，注重的是动员机制的经验研究，突出动员机制在不同社会情境中特定表达。^[8]在这个意义上，笔者采用蒂利对动员的定义，即指一种实现“从消极的个体集合转变为公共事务积极参加者的过程。"^'>[9]从本文的立意来看，笔者将以“动员是如何实现的、依靠何种机制机理"为主题进行梳理，以在检视研究的基础上发掘本文研究的理论价值。

1.动员研究的三种取向

“情境—心理"取向

心理是行为的先导，个体心理情境的变化会对参与集体性行动产生影响。最早对此进行发掘的有罗伯特·帕克、戴维·波普诺、黎朋等，他们认为集体行动的发生是某种公共或机体情感影响的结果，群体的聚合就具有去个性化、感情作用大于理智和失去个人责任感等特征。勒庞认为，“人们在智力上差异最大，但他们却有着非常相似的本能和情感。"^[10]这非常相似的本能和情感构成了人们集体行动的心理基础，勒庞称之为集体的“无意识"。布鲁默进一步认为，集体行动是在群体成员之间双向循环感染不断强化的情绪而引起的，并不是单向感染的产物。^[11]后期对个体心理发掘的学者开始关注个体的心理行为与社会文化的联系，斯梅尔塞（Smels－er，1962）提出了价值理论，从价值、规范、角色和情境等方面论述了个体行为的不同阶段。科恩豪斯（Kornhauser，1959）认为社会的常规化在于组织群体的团结，当组织的团结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条件下变得脆弱时，脱离团体和原子化的大众易被权力精英和克里斯玛型领导者引向动员。格尔（Gurr，1970）以“相对剥夺感"概念解释集体行动发生的主因，当个人的“价值期望"与社会的价值产生巨大差距时就会形成社会挫折感并进而产生破坏性的行为，即“挫折—反抗机制"。这三者的研究着重于集群中的个体认知发展和不满的累积，将诸如社会的变化，身份的易变，不断提升的期望与挫折感等因素加入了个体心理的一种结构链，从而使得群体参与到社会运动中去。^[12]虽然研究指向的是个体参与到革命或社会运动的重大过程中，其对个体行动的心理发掘意义仍在。

学者研究传统中国农民，认为其行动的基础是伦理^'>[13]，指导农民行动的伦理外推关系被称之为“差序格局"^'>[14]。费正清认为“从社会角度来看，村子里的中国人直到最近，主要还是按家族组织起来的，其次才组成同一地区的邻里社会。"^[15]家族、宗族被作为重要的伦理性组织具备强大的动员能力。杜赞奇在研究华北地区20世纪上半期的国家建设过程时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他认为其中的“文化"一词是指扎根于这些组织中、为组织成员所认同的象征和规范（包括宗教信仰、内心爱憎、亲亲仇雠等），由于并非为了追求物质利益，而是为了提高社会地位、威望、荣耀并向大众负责的考虑。这就使得文化网络成为村民在乡村社会集体行动的内在机理。宗族、宗教以及庇护等关系都在文化网络的制度丛结中。^[16]另一个方面，研究农民抗争也为本文的动员提供了有借鉴意义的内容。“以情抗争"、“以理抗争"显示农民行动的重要机理，应星则具体研究了中国人的“气"，它是在面对不公时为获得人格价值的展现方式^'>[17]，并提出用“气场"的情感体现方式概念来研究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制。^[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