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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唯物史观与新中国史学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论坛首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出版日期：20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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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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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

“新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影响20世纪中国史学走向的重要思潮和流派，厘清二者的发展脉络及相互关系，对于认识这一时期的史学基本格局显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作进一步考察，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教正。

一　从“新史学"的学术定位谈起

学界一般将“新史学"定位为20世纪初至“五四"前后的一股史学思潮，此后则被新历史考证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取代。在学派划分上，有的学者则将新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统称为史观派，或将后者视为前者的“传人"或“再生"。此观点的提出，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新史学于“五四"前后被“新汉学"所腰斩这一前提之上。

诚然，“五四"以后，新历史考证风气确实逐渐蔓延并在20世纪30年代达到顶峰，但这并不代表新史学的发展就此戛然而止。事实上，此时不仅梁启超本人完成了对新史学体系的深化和完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而且还有一大批学者沿着这一路径，在理论建设和具体研究两个方向同时展开，使新史学从早期的思潮和学派雏形（以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和夏曾佑《中国古代史》为标志）逐渐转变为一大史学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有萧一山、张荫麟、吕思勉、周予同、卫聚贤、杨鸿烈、陆懋德、金毓黻、王桐龄和姚名达等，他们在治学风格上表现出如下共同特征：（1）力矫繁琐考据和整理史料的学风，主张在史观（从进化史观到综合史观）统摄下对历史加以解释，努力探寻人类社会演进的基本法则。（2）强调历史是“整个的"，主张突破政治史范畴，描绘人类社会生活全貌。（3）坚持在“求真"前提下的史学致用观，主张发挥史学教育国民、关切现实以及推测未来等功能。（4）重视考察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倡导跨学科的治史方法。（5）崇尚宏通性、整体性和系统性的大规模“著史"，而非带有整理性质的窄而深的“考史"，并讲求史书表现形式的多样化。限于篇幅，这里无法展开，但就笔者所掌握的材料来看，这一学派既反对将史学停留在考证层次，又不完全认同唯物史观，乃是新史学的承继者和发展者，是具有完整延展体系的学术流派。

从大的理论主张来看，新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间确然存在着某些理论上的共通性和内在暗合之处，但若贸然将二者划入同一史学理论体系，则未免略显牵强。因为，不仅目前几乎无法找到直接的证据可以证明马克思主义史家受到新史学流派的影响，而且仅就两派最核心的理论要素“注重历史解释"而言，新史学流派基本以进化论为指导来寻求历史演进的因果法则，后来虽发展到“综合史观"的层次，但在整体上显然未能达到唯物史观的理论高度。换言之，新史学在历史解释体系的科学性、完整性和严密性上都与后者有明显的区别和距离。准确地说，马克思主义关于史学理论和方法所提出的诸多重要原理，新史学流派只是片断地提出，或者朴素地认识到，而马克思主义则明确地、系统地提出了一整套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

尤为重要的是，像当时大多数学者一样，新史学流派往往将唯物史观简单理解为“经济史观"。比如，杨鸿烈直言：“比较起来还是称马克斯的学说为‘经济史观’较能‘名符其实’。"^[1]萧一山指出：“此说为历史之经济的解释……故比较言之以‘经济的历史观’一辞为妥。"^'>[2]吕思勉则谓：“把社会上的形形色色，一切都归到经济上的一个原因，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也不过如此。"^[3]他们在历史本体论上也与唯物史观有本质区别，大多主张心、物无所谓先后，应兼顾两大范畴，实际上依然陷在唯心论的泥潭而不能自拔。故而，只能说新史学流派各项理论主张的长期宣传，尤其是主张历史解释、史学致用以及对社会史的关注等，为唯物史观的顺利传入以及生根发芽营造了一定的学术氛围、奠定了一定的学术基础。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的大转折时期，以史料为中心的新历史考证学派显然无法满足人们对中华民族未来走向的社会诉求，因此新史学流派在历史解释体系上逐渐从进化史观发展到综合史观，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史家则将唯物史观引入中国并迅速发展壮大。故而，将20世纪前半期中国史学进程归结为三派“起伏"的单线演进模式，看似于混乱中厘清了线索，实则与客观历史存在一定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