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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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新编剑桥中世纪史.第七卷，约1415年至约1500年》

出版日期：2022-03

字数： 17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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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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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城市欧洲

“城市是人们以某种社会纽带联结起来的一种形态。”^[1]任何研究15世纪欧洲城镇和城市的历史学家，都希望能给予比圣奥古斯丁这个定义更精确、更有益的释义，但他们注定会失望。即便一个城市共同体为其自身历史的分析提供了清晰的社会建构，这一点看起来越来越不确定，但要知道怎样去区分中世纪晚期基督教世界的小城镇和大村庄也是异常困难的。这样的定义问题，以及档案遗存的不确定性，使得从总体上去估计欧洲城市共同体的数量是不可能的，也许还是毫无意义的。这样，虽然15世纪德意志的城镇总数有时被估计达3000座之多，但按照意大利、佛兰德甚至英国的标准，这些城镇中大多数确实是非常小的。更严重的是，新近的研究表明，15世纪城市的政治和经济命运大多是空前的变动不居，兴衰起落周期可以十年代来计，甚至逐年以计。“关注这一时期经济演变的历史学家有这样一个印象，他好像在观看接力赛跑，火炬轮流从一个城市传到另一个城市，有时在轮换了一或两代后又回到了起点地。”^[2]更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使所幸存的有关15世纪城市和市民本身的原始资料数量大量增加，如佛罗伦萨举世无双的税收纪录，巴塞罗那的大量民政登记册和低地国家大毛纺生产中心丰富的行会档案，但要以此为基础弄清城市最重要的长期趋势，有时困难不减反而增多。

地图1 中世纪晚期的欧洲城市

很自然，尽管有不少这样的努力，但想利用那些通常自相矛盾的宏论假说将15世纪欧洲城市视为一个整体的想法，已被证明是不可能的，而近些年里这些假说却又颇占上风。这些城市在多大程度上是经济持续衰落的牺牲品，或者是较短时段的人口危机及随之而来的 “后危机时代”（après-crise）或“15世纪贵金属荒”的牺牲品呢？这些城市居民本质上的保守姿态，只是偶然而非有意取益于“艰难时代与文化投入”间的巧合吗？还是15世纪见证了一种有新型特质的市俗阶级意识兴起吗？由于许多关于中世纪晚期欧洲城市发展的现代理论未能解答，或至少没能证明什么问题，因此研究15世纪城市的历史学家应该少依赖那些定式而应依据印象。对于后者，那些无数近代旅行家所做出的热切反应压根都不重要，这都是他们在第一次见到这些中世纪城市遗址时所做出的。他们看到了一座座城市各有不同，如佛罗伦萨不同于托莱多，布鲁日不同于布拉格。很显然，这些城市及其他中世纪晚期城市里那些宏大的历史纪念碑遗迹，仍然是15世纪历史最有形的纪念物。这个世纪见证的不单是建筑创造力的生动展演，也是“第一个（或许是唯一的）西方城市时代”的顶点。^[3]雅克·科尔在布尔日的宅所，尼德兰的呢绒大厅，德国的厅堂式教堂（Hallenkirche），布鲁内莱斯奇设计的佛罗伦萨育婴堂，均以各自不同的式样，展现那个无与伦比时代的独一性作品。这个时代欧洲各地城市的富人们，感到自己摆脱了外来干预，完全自由，可按照自己的时尚去追寻自己的目标了。

这种团体的和个体的自由，当然从不是绝对的，有些还是从以往的更自由的14世纪城市承继而来的。它们主要集中在由威尼斯、热那亚和佛罗伦萨构成的意大利北部三角地带，在低一点的程度上，则散见于塞纳河和莱茵河之间法国北部和尼德兰的城市中。基督教世界的其他地方，如瓦诺瓦时代法国的“特权城市”（bonnes villes）^[4]，中世纪晚期英国的议会自治市，甚至德意志“帝国”中那些多多少少享有“自由”的城市，城市的政治主动性经常是“在国王指令下的自治”形式，并因这一缘由而受到许多限制，或者不能很好维持。即便如此，在这些不很幸运的地区，有几个15世纪城市也足够庞大，拥有自我创建城市社会的能力，能将自身共同体价值观融入宗教、仪式、文学和艺术形式中。考虑到作为任何中世纪大城市之基础的零售商业和手工业天然就有强烈的离心和分权倾向，城市这些共同性的目标就会比通常想象的更难达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达到城市辉煌和自我保障的高水平境界，几乎是这些商人寡头统治的城市的最大目标，他们的视线已经延展到了本市城墙之外很远的地方。这些重要城市，在下文考察中自然需要付诸首要关切，它们中大多令人感兴趣但在某些方面又很例外。